Tuesday, June 29, 2010

 

當「忠直」等同「乞食」

上海被譽為中國最大的商業城市,世博在當地舉行亦係順理成章的事。不過最近上海市政協社會和法制委員會組成小組,對上海社會所作有關誠信的一份調查報告,結果就有點令人擔心。

報告顯示,44.2%受訪的上海市民認為,跟5年前相比,現在的誠信水準下降了。更叫人擔心的是,竟然有高達90.2%的人認為誠實守信在不同程度上會吃虧。誠實守信在相當一部分人的心目中可能是「無用的別名」。

覺得誠信水準下降了,可以只是反映一些社會實況,就好似報告中所舉例,走進上海的各色商場,經常能看到「全場商品買立減」、「限時搶購」、「現場抽獎」、「消費多少返購物券」 等促銷廣告,結果大都是搵笨噱頭。 但認為誠信是「吃虧」的代名詞,深信「忠忠直直,終需乞食」是一個普遍真理,反映的就不只是一些外在的現象,更加是深層社會資本、價值根基的搖動。這一種情況,對一個社會,特別是商業社會的發展極為不利。

曾任美國國務院「政策企畫局」的著名日裔美國學者法蘭西斯.福山,在他的著作《誠信》中分析,一個經濟市場的發展,經濟學只能作80%的解釋。另外20%是同文化風俗、道德價值等社會資本有關。而社會中的成員之間信任的普及程度,正是經濟社會中重要的社會資本。所以福山認為:「一個社會能夠開創什麼樣的工商經濟,和他們的社會資本息息相關。假如同一企業裡的員工都因為遵循共通的倫理規範,而對彼此發展出高度的信任,那麼企業在此社會中經營的成本就比較低廉。這類社會比較能夠井然有序的創新開發,因為高度信任感容許多樣化的社會關係產生。」子曰:「民無信不立」大概也就是這意思。

別以為這只是什麼不吃人間煙火的高層次學術理論,就以上海的誠信報告為例,報告指出,市民普遍唯利是圖、道德水準下降和對不誠信行為懲處不力,是導致社會誠信水準降低的原因。正如上海市政協委員游閩鍵所講:「上當次數多了,老百姓對誠信越來越不信任,對政府、企事業單位以及個人的提防心理自然產生了… 這就導致在危難時刻,大家都不肯伸出手來。」

如果被表面上的繁榮所蒙閉,忽略了誠信瓦解的危機,整體的發展是會被拖累,市民亦要付出沉重的代價。其實今日中國的人民已經在承擔這些惡果,誓如一浪接一浪的假蛋、假藥 、毒魚、 毒奶的毒物層出不窮,如果大眾的醒覺不是要重建誠信,政府的醒覺不是要在中國市場經濟發展過程中,建立健全法制去確立誠信的基礎,更多唯利是圖的黑心產品恐怕會繼續流入市面,害人性命之餘,更會搖動社會的穩定性。

我更擔心的是,將誠信併棄會成為下一代的主流價值。還記得前些時有一短片,其中一個6歲的廣州學童話志願是「長大後要做一個貪官,因為會得到很多東西。」這個其實正是國內誠信危機的一個警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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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ursday, June 24, 2010

 

輸在起跑點

香港特首曾蔭權和公民黨黨領余若薇的政改辯論,結果跟很多人所預期的一樣,就是余若薇大勝。在辯論之後,港大的調查發現,有70%的受訪者認為余的表現較好,認為曾特首的表現較好的就只有14%。其他民調的結果亦都係差不多。換句話來說,就正如不少報章的標題所講,曾特首慘敗,被余若薇KO。

其實如斯結果,都不用等到場辯論完畢,大致上都可以預計到。事關曾特首在這場辯論上,可以說是輸在起跑點。

首先,有關香港政改問題,在社會的輿論上,特區政府一直都處於下風。特別是功能組別一環上,長期都被市民垢病,市民對曾特首的發言以及對政改方案的辯護,好自然會用一個更嚴刻的態度去聆聽。在這樣的情況下,以過去曾特首在公開場合的發言和立法會答問大會的表現,要說服市民,幾乎是個不可能任務。

第二個困難,就不能怪個大勢,而是要關曾特首自己的事。何解這麼多人不選,偏要揀余若薇做對手呢?曾特首以舉行辯論的方式去製造一個場合,向大眾解釋一次政改方案的好處和重要性,明顯是要製造一個形象,就是方案是一個合情合理的方案,支持政改亦都係一件合情合理的事,所以特首一定會以一個以理服人的形象出現。

問題是余若薇是一位大律師,一直以來都是給人一個以理服人的形象,甚至比曾特首更講道理。如此一來,在形象上曾特首佔不了任何便宜,反而令大眾更集中在兩個人的辯才和急才上,也正正就是特首的弱點。

如果曾特首或者他的智囊團醒多少少的話,就不會揀余若薇,而是揀長毛一類人做對手。事關一企出來,曾特首希望建立的理性形象就主觀上鮮明得多,再加上社會上有部份人對長毛的言論主觀上不太能夠認同,這類人士對長毛的言論相對地亦會採取較嚴刻的態度去聆聽。如果在辯論期間,他突然大叫平反六四,然後在後袋抽出個標額示威,再再在腰間掏出隻香蕉擲向對方,曾特首的理性冷靜形象就更加穩固,並且有助將一切反對政改方案的人打為極端。但是揀余大狀做對手,就肯定不會有這種峰迴路轉的情況出現。

第三個輸在起跑點的原因,就是曾特首搞這場辯論的動機太露骨。在一開始做開場白時,曾特首就明言只欠幾票就可以令政改方案通過,令人覺得他是在做拉票浩動多過真心要讓大家明白政改方案。

過去的幾個星期,各個政府高官出沒大小屋屯,平時不打煲呔都打領呔的官員,突然著Tee,仲在心口印住大大雙「起錨」字樣,成個熱血青年的模樣,這些行動本身已是非常可疑。你還一開口就表明自己其實真的在拉票,大家感覺上都已經有多少反感,怎會心平氣和去細味你的陳述呢? 所以結果顯示,不單止曾特首的表現分數偏低,連帶支持政改的市民比例都被拉低,比舉行辯論之首更低。

不過政治往往是出人意表的,由於政府接受民主黨的改良方案的一部份,民主黨改為支持政改,令方案獲得通過。全件事放在一起,見証了一個事實,就是政治的運作,民意只是其中一個部份。而在香港社會,這個部份所佔的地位更可能是偏低。如果不是這樣的話,曾特首搞場這樣的一場辯論騷,分分鐘會成為中央眼中的千古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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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nday, June 14, 2010

 

一樣的要求

卑詩省教育廳跟溫市教育局的爭拗沒完沒了。省府在4月,委派審計官約蘭德(Wenezenki-Yolland)為特別顧問,檢討溫市教育局的財政運作。約蘭德的調查報告就指,溫市教育局1,600萬元的財政短缺是由於管理不善、缺乏計劃和不善理財所造成,甚至將部份撥款用作政治宣傳,換句話來說,是完全可以避免的。

溫市教育局當然不同意報告的結論,指真正的問題是省府的撥款不足,進而指摘省府不關心下一代的教育,教育廳長應該辭職等等。而省府方面亦都企硬,要教育局就理財不善的問題作出改善,增加問責性,甚至揚言會將學務委員炒魷。

類似的戲碼在1996年亦曾經上演過。當時的北溫教育局指省府的撥款不足,導致出現財政困難。省府就指教育局不善理財,最終將學務委員開除。不同的是,當年的省府不是自由黨而是新民主黨。

其實在這些局面裡,負責撥款的一方往往會處於不利位置,再加上目前省府民望走低,公關形象上先輸一截。不過在社會輿論上,省府似乎又不是太輸蝕。

約蘭德的報告一出,溫市教育局就攻擊約蘭德的公信力,指她是省府所委任,做的報告偏幫自由黨政府。不過攻擊還攻擊,約蘭德本身在行內的聲譽不錯,出名公正嚴明。過去有關運輸聯網和BC渡輪的調查報告,都顯示她沒有偏幫自由黨政府的傾向。

既然報告有一定的公信力,大眾就不會只聽教育局熱心教育的慷慨言論,以及準備被炒或者辭職的頑強意志,而是看清楚教育局在理財方面的成績表。

根據報告,作為一個用公帑運作的組織,教育局在理財上確有令人大打問號的地方。例如近年學生人數正持續下跌,但教育局就不理會校區內有關部門的專業建議,在2009年花了超過200萬元去聘請永久性員工,而不是按建議先聘請臨時性員。

面對學生註冊人數正持續下跌的趨勢,校區共有5,796個空出的學額,教育局未有採取有效措施去應付。如果教育局識得變陣,合併或關閉一些學校,每年就可節省近570萬元。

另外報告又指出,教育局花了不少錢在工會合約上。為著爭取員工福利和不被辭退的保障,教育局分別有19份跟工會的合約在身,為數又是過百萬元。

省府和教育局同樣是用人民稅收去為人民服務的體系,兩者自己對自己的要求,其實理應係非常相近。教育局如果指摘省府花20萬元去做有關報告而不投入教育撥款是不負責任的表現,教育局也當就報告中的指控作出負責任的回應,而不是無理據地攻擊一下報告的公信力就了事。

既然省府和教育局同樣是用人民稅收去為人民服務的體系,市民對兩者的要求,其實理應也是非常相近。開源節流、撥款用途、長期計劃,增加問責及透明度等等,市民無理由只要求省府,而不要求教育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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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ursday, June 10, 2010

 

富士康與你

台灣鴻海集團旗下的深圳富士康,今年來十多個員工自殺,引起社會廣泛關注,揭露了有問公司在對待員工上的問題,例如超嚴厲的督工模式,工作時間過長,生產量要求太高,員工缺乏精神食糧,工資偏低等狀況。經一輪考核後,富士康決定員工的月薪可加至2000元人民幣,比原本的1200元增加了66%。

其實第三世界員工被剝削,生活艱難的問題,不只出現在富士康。日本本田位於廣東南海的工廠於5月17日起,亦有大批員工發起罷工,抗議工資太低。原本有二百多個員工參與,但因資方試圖悄悄招聘新人,攆走罷工員工,引起更多工人不滿,全廠千幾個人全面罷工。經過近廿日的周旋後,資方終讓步,加薪三成四,由1500元調高至2300元左右。

另外韓國現代汔車集團在印度南部的廠房,近日又傳出罷工,原因同樣跟員工的薪酬和工作保障有關。今次已是當地廠房自2008年來第4次罷工。

這一連串的第三世界工潮,除了可用大公司大集團無良缺德、欺壓員工作為結論外,亦反映更深層的經濟結構問題。在第一世界先進國家,過去一段長時期享受著大量兼多樣價廉物美的商品和食物,市場上不斷有新產品推出,又不斷鼓勵人拋棄舊產品,形成在富裕國家一種有點兒極端的消費文化和消費經濟。但這吹谷不斷消費的經濟背後,需要極之大量的物資和人力去支撐。這些人力物力往往是來自第三世界。商品超平,因為第三世界工人人工超賤。

就以咖啡為例,在烏干達一個種植咖啡的農夫,如果一公斤咖啡豆能賣69美分的話,一家人的生活就無問題。如果一公斤咖啡豆被壓價到29美分,農夫就連維持耕種也成問題。但現時當地咖啡豆的價格,一公斤只有14美分左右。不過經過幾輪的轉賣後,咖啡豆推出第一世界國家的市場,價格升至每公斤26.4美元,是烏干達咖啡農所得的二百倍左右。咖啡公司賺到盤滿砵滿。

那就叫那些大公司不要牟取暴利,問題就解決喇!
問題是這些大公司往往是上市公司,若果每季盈利不上調十個八個百分點,分分鐘被股民看淡拋售。這些大公司能承受得到盈利不夠高,競爭力減低的後果嗎?股民又是否願意一同承擔支持良心公司呢?現在已有券商分析師預估,富士康大幅為員工加薪,等於令鴻海集團少了三分一利潤,這消息不知會否影響投資者的信心呢?

這樣說絕不是要為大公司大集團的無良開脫,而是我們必需要明白整個問題的大圖畫。因為第三世界工人的薪水,可能慢慢會影響到我們的消費經濟運作,以及無限量消費的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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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ursday, June 03, 2010

 

神探伽俐略談情說案

有關無綫劇集的消息,在港報娛樂版出現就不足為奇,但上了時事新聞版,甚至連日本媒體也關注就認真威水。

說的是無綫新劇《談情說案》,被指抄襲由日本型男福山雅治主演的《神探伽俐略》。日本通訊社Record China,以「福山雅治主演的《神探伽俐略》被抄得太過分!香港新劇《談情說案》招來投訴」為題報導事件,該報導在日本被廣泛轉載,網民不少表現憤慨,有的留言不只罵港劇,連帶罵遍全中國人,講到全中國人考無思想無創意,只會翻版偷橋似的。

兩套劇究竟有多相似呢?首先兩者的男、女主角背景都是物理學家和警察;兩個男主角都以物理學理論偵查案件,而且兩人的神態和口頭禪亦相似。而最明顯相似的是佈景。兩劇都有物理學實驗室的佈景,而兩者格局相似。在《神》中福山雅治思考案情時會在黑板上寫滿一堆物理方程式,《談》的主角照板煮糊。從一些劇照上看,很難不聯想到有抄襲成份。

無線方面,《談》劇監製劉家豪強調:「我們是創作人,肯定不會抄襲!」並且辯稱在創作中有參考《神》,但已刻意「本地化」他舉例說:「如其中一集,有一輛食環署洗街車,這些日本劇一定無。」如此細眉細眼,當然可列舉出很多不同之處。日本電視台方面要告無綫侵權亦非易事,因為對方沒有搬字過紙的抄。不過抄其實有不同程度,除了詳細內容和佈景,人物設定,故事的埸景、骨幹、格局更為重要。從表面証據看,無綫很難講得過去。

不過雖然口口聲聲說做創作,劉家豪有一句話就露了餡。他在辯稱一輪後,加上一句:「...事實證明一切,你看收視率便知,最緊要觀眾鍾意睇」。什麼?收視率都可以成為為抄襲辯護的理由嗎?學生可以藉考試成績好將作弊行為合理化嗎?如果套日劇口味小眾,收視偏低,你會抄嗎?有知情人士甚至透露,電視台為了向廣告商推銷,往往會要求新劇劇本依然一些海外成功劇集的橋,再做包裝。珠玉在前,廣告商會比較容易打開錢包。

劉家豪的說話,正正暴露了所謂的創作,最終都是以收視和收錢做依歸。在穩賺易sell的大前題下,才搞搞小創意。其實香港近年大喊什麼創意文化,提到創意,往往會想到娛樂事業。作為香港一枝獨秀的電視台,所謂創意都不過如此,要真正推動創意文化,營造創作氣氛有多難,可想而知。

其實如果真的覺得一套劇集可塑性高,大可向人家買版權,名正言順的拍。例如大陸劇《醜女無敵》,就買了《Ugly Betty》的版權,拍一個大陸版。幾年前,港片《無間道》叫好叫座,美國電影公司就向寰亞買版權,拍了套勇奪奧斯卡的《The Departed》。

如果當年《The Departed》無買版權,導演Martin Scorsese辯稱說該片其實跟《無間道》有很多不同之處,例如一套講中文,一套講英文;一套講香港黑社會,一套講愛爾蘭黑幫。DiCaprio用的手機跟劉德華的款式不同,香港一定無!聽到如此這般的辯稱,港人除了不忿外,也難免對荷里活多了兩分輕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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