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uesday, October 26, 2010

 

Walkman的歷史與創意

Sony公司日前宣布在日本停止生產和銷售錄音帶式Walkman。可能有不少聽眾的反應是:「吓?不是已經停產很久了嗎?」錄音帶walkman的歷史已經有過30年,截至今年3月底,累積的銷售量超過2億部。當然,以今時今日的消費能力,iPod十年的銷售量已經過2億部;而以今時今日的科技,錄音帶walkman在不少人眼中都是過氣產品,不過錄音帶walkman不單曾經風光過,而且在音樂播放器歷史上的意義非常重大。

錄音帶walkman在1979年正式推出市面,到1980年2月開始在世界各地銷售。其後再加上Aiwa、松下和東芝等公司的推動,錄音帶的銷售量到1983年已經超過了黑膠唱片。80年代可以講得是錄音帶式walkman的黃金十年,在當時一邊行街,一邊帶著一部walkman聽Michael Jackson,可以說是至潮的表現。到1986年「walkman」這個不太標準的日式英文詞彙更進入了牛津英語詞典。

Sony推出walkman的初期定位在青少年市場,強調年輕活力與時尚生活。而且適逢帶氧運動開始流行,walkman亦成為了鼓勵人跑步、做運動的恩物。在當時期的廣告,都會以方便一邊做運動,一邊聽音樂做招徠。所以有數字顯示,在1987至1997年間,也就是walkman的全盛期,通過行路和緩步跑來鍛鍊身體的人增加了30%。

不過除了這些輝煌成績之外,回顧walkman的歷史,亦可以是學習創意的寶貴一課。很多時講到創意,都會覺得是一些人異常聰明,可以無中生有,平白閃出一線靈光,就能夠有新的創作。不過創意又不一定來得這麼神秘,也可以從實際生活中透過一些思考方式而產生,其中一種思考方式是聯想(association)。

就以錄音帶walkman為例,其實錄音帶的磁帶科技早已經存在。在1963年,飛利浦已經推出有關錄音磁帶的產品,大眾亦知道有這種科技存在。但直至Sony的創辦人之一井深大,自己喜歡聽音樂,但就要經常帶著一部頗為笨重的Sony TC-D5,於是靈光一閃,問當時的執行副總裁大賀典雄,能否設計一種方便攜帶,配合耳機一同使用的音樂播放機。大賀典雄完成設計之後,就問當時的社長盛田昭夫:「你覺得一種可以一邊行路,一邊聽音樂的磁帶機是個好東西嗎?」就是這樣,Sony就全力生產這種磁帶機,並且將之命名為walkman。

錄音帶walkman的出現,其實不是科技上沒有什麼重大的突破,而是來自一個聯想性的創意,將「行路」和「音樂」兩樣互不相干的事物放在一起,在這樣一個的創意下,用一個新的角度,新的方式,去運用一項已經有的科技。而這個聯想性的創意,即使現在的mp3、iPod仍然沿用。

日本最後一批錄音帶walkman的出廠日期是在今年4月,該批產品銷售完畢後,walkman的歷史也將就此劃下句點。但Sony表示,仍將繼續在中國工廠生產錄音帶walkman,銷往以第三世界為主的海外市場。不過隨著科技的進步,第三世界對walkman的需求恐怕也難見長久,留下來的,主要是歷史上一個小小的位置,以及隨之而引發出的新科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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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uesday, October 19, 2010

 

聯合國這遊戲

加拿大上星期二在晉身聯合國安全理事會上遇到外交錯折,在投票中不敵德國和葡萄牙,宣布放棄角逐,這是在安理會64年歷史中,加拿大首次未能佔一席位。

面對這個歷史性的錯折,外交部長康農(Lawrence Cannon)第一時間就將責任推給反對黨自由黨黨領葉禮庭上,指「加拿大是基於原則而爭取席位;但不幸地,在國內反對派領袖認為加拿大不需同一口徑說話。」康農所指的是在個月的一番言論中,葉禮庭指摘聯邦保守黨政府漠視聯合國,並且質疑政府是否有本事在安理會中博得一席位。

其實如果保守黨政府真的認為葉禮庭的說話如此有份量,足以一言喪邦的話,何不一早請葉禮庭出馬,向各國政府進行游說?葉禮庭雖然身為反對黨黨領,但有機會為國家盡點綿力,兼且順便幫自己攞釆,應該會肯挺身而出。 康農的說話好明顯是為國內黨派政治而講的,而且言過其實,事關有傳媒問了多位有參與投票的國家大使,都說未有聽聞過葉禮庭的言論,甚至連葉禮庭都未聽聞過。

這邊廂保守黨政府推卸責任,那邊廂反對黨亦群起攻擊政府外交政策失敗,令加拿大在國際上的聲譽欠佳,導致爭取聯合國安理會席位無功而返。這樣的解讀,恐怕就忽視了聯合國究竟是一個什麼的遊戲,各國是出於什麼動機去投票這大圖畫。

首先關於加拿大的國際聲譽,即使在一個越見複雜的國際生態當中,加拿大的外交政策上未能面面俱圓,加拿大在很多維和及救災事務上都有大力參與,所作出的貢獻和犧牲,都是有目共睹。另外跟其他國家的交道,例如同中國和印度的關係都有明顯的加強。

不過各國大使在安理會投票時所考慮的,大概就不只是這些國際聲譽和外交政策。就以印度為例,總理哈珀上年11月出訪印度;今年年初兩國簽署了核能合作協議;在拓展資源及製成品市場策略上,加拿大政府又指定印度為主要市場,但在安理會席位上,印度就將票給葡萄牙。當中原因好簡單,就是印度有野心要爭取成為安理會常任理事國,而葡萄牙又表示會支持。所以印度放棄加拿大,推葡萄牙入局,動機一目了然。

另外阿聯酋有官員明言,有游說其他國家代表不要投票給加拿大。口裡頭的原因,是感受到加拿大無大力支持阿拉伯國家,以及加國的貿易政策有「保護主義」。近期加拿大基於各方考慮,拒絕讓阿聯酋的航空公司加開往返加拿大的航線,阻礙了阿聯酋的商業利益,這大概就是一個導因。阿聯酋政府投票,是否基於加拿大的國際聲譽和貢獻;或者過往跟聯合國的關係;還是自自身的利益考慮呢?大家心知肚明。

再者今次的兩個競爭對手德國和葡萄牙都來自歐洲,歐洲國家基於自身利益以及歐洲在聯合國的影響力,都會強烈傾向將票投給自己人。但與此同時,同屬北美洲並且在國際間好有牙力的美國,今次不但無為加拿大進行積極游說,甚至有消息指奧巴馬政府傳令要所有美國外交人員,不參與在一切協助加拿大拉票的工作上。這做法幾乎等同在今次的安理會席位角逐上放棄加拿大。

其實在今次安理會席位投票前幾日,加拿大在一輪游說後,收到135個國家書面支持,以及另外15個國家口頭承諾支持,加起來共有150票。但到投票當日,加拿大在首輪投票只得114票,第二輪更跌至78票,那些白紙黑字的承諾究竟去了哪裡?所以今次的挫折,除了是一個機會去檢討加拿大的外交外,亦讓大家見識一下國際政治,以及聯合國是個什麼的遊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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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dnesday, October 13, 2010

 

代罪羔羊

美國近來就人民幣匯率問題對中國窮追猛打,彷彿今日美國經濟疲弱的根源就是人民幣匯率,世界經濟復蘇就只欠人民幣升值。追打程度之激烈,令人懷疑美國的官員對美國以至世界經濟大勢是不是真有一個全面性的看法。

國與國之間的貨幣匯率固然對彼此的經濟有影響,但將一國的經濟困局訴諸另一國的貨幣,就真有點無限上綱。美國的官員要明白這一點,其實只要重溫一下二、三十年前的歷史就可以了。在80年代,日本汽車製造業強勁,威脅到美國汽車製造業的飯碗,於是美方向日本的貨幣匯率開刀,終在1985年美日達成了「廣場協議」,成功逼日本將貨幣大幅升值。但當日圓升值了50%後,仍然無助於使美國的貨品更具競爭力。這堂歷史課,美官員大概不會這麼快就忘記。但令到美國民主、共和兩黨立場一致,將美國的經濟困局推到人民幣匯率的頭上,反映的不是美國政客對歷史缺乏認識,而是對目前的經濟危機束手無策,急需一隻代罪羔羊去轉移民間的怨氣。

其實這種情況不時都會發生,誓如在2006年,美國經濟表現不如理想,當時的總統小布殊就賴中國缺乏完善的退休金和福利制度,導致中國人民要蓄錢,要積谷防饑。面對知慳識儉的美德,小布殊竟然呼籲中國人民儲蓄還儲蓄,都是時候要多用點錢以剌激經濟,多買美國貨。

2008年美國華爾街金融風暴蓆捲全球,當時的美國財長保爾森以及聯儲局主席伯南克,就指導致了金融危機和美國房地產的泡沫化的原因,是新興市場國家,尤其是中國人的儲蓄率偏高。伯南克更直指美國的債務問題「不在於美國人花錢太多,而是外國人存錢太多」。意思就是:你們存錢,害苦了咱們美國人。要如此厚面皮去講出如此水準的說話,大概真是要走投無路才做得出。

正如世界銀行行長佐利克所言,即使他認為人民幣應該升值,但亦知道人民幣匯率根本不是解決全球經濟失衡的靈丹妙藥,不少美國經濟學者亦呼籲華府要面對現實,不過中國繼續成為美國政客一隻就手的代罪羔羊的事實,在未來一段時間大概都不會改變。事關下月的美國中期選舉已進入倒數階段,民主、共和兩黨要在對目前經濟困境無計可施的情況下進行拉票活動, 最好是利用選民對中國經濟增長的憂慮,將美國當前經濟問題歸咎中國。《紐約時報》做過統計,單在過去一周,至少已有29名候選人賣廣告打「反華牌」來掀動選民的反華情緒,藉以攻擊競選對手,這些反華競選廣告,估計耗資數以千萬美元計。美國學者指出,中國已成為美國經濟低迷的代罪羔羊。《華爾街日報》更指兩黨候選人都把中國描繪成「經濟低迷時期的邪惡外國勢力」。

美中貿易全國委員會前主席卡普(Robert Kapp)說,從未見過美國政界如此把中國視為「出氣袋」。 美國CNN知名記者扎卡里亞(Fareed Zakaria),亦在新一期《時代》雜誌中撰文,呼籲美國自我反省,「不要把美國經濟不好的責任都賴到中國頭上,要客觀看待人民幣匯率問題」,直指在9月29日,美國眾議院以壓倒性票數通過針對中國的人民幣法案「毫無意義,不能解決美國所希望解決的問題… 是美國國內反華情緒的表現」。扎卡里亞甚至分析,中國的競爭力已開始轉型,美國應該用更長遠的眼光面對中國。不過在當前的窘境,在無計可施的情況下,有隻方便的代罪羔羊用來推卸責任、搬弄情緒、爭取選票,美國政客又怎會輕易棄用如此的一隻好牌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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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dnesday, October 06, 2010

 

合法,卻依然不道德

安省高等法院法官希美爾(Susan Himel)裁定加國的娼妓法違憲, 指娼妓有權在街頭跟兜客講價人溝通,有自由在家中或妓院接客,聘請保鑣和會計人員,不用擔心面臨刑事制裁。作出有關裁決的原因,法官指《刑事法》中關於經營妓院、靠賣淫收入為生,以及以賣淫作目的而有的交流等部分,有違婦女憲法權利,剝削她們表達的自由和個人安全的保障。

聯邦司法部長倪可森表示「高度關注」事件,正嚴肅考慮對裁決提出上訴。代表聯邦政府的律師就指,賣淫活動不論是在戶內或戶外進行,本質上都是危險,而將賣淫非刑事化,亦跟大部分加人的道德價值相違背。有學者擔心,有關裁決可能會刺激嫖客數目增加,人口販賣活動可能會跟著活躍起來。

法律必需要在實際環境下思考和運作,而當中可能會出現不同原則互相抵觸的情況,當有這樣的情況出現,就要從多方考慮中整理出一個平衡點。在西方哲學的傳統中,一般至少會從四個原則去思考:
第一,不傷害他人原則,究竟有關法例會不會對一些人構成傷害;
第二,不傷害自己原則,例如法例要求乘坐私家車要扣上安全帶。
第三,不冒犯他人原則,例如在公衆地方裸跑,雖然嚴格上你有你跑,又跑得小心,不會觸犯傷害他人/自己的原則,但不雅舉動令公眾人士被冒犯和引起不安,就一樣會被法律禁止。
第四,是有違道德原則,例如有法例禁止亂倫。有違道德這個原則之所以重要,是因為法律有用來要求人民遵守基本道德操守的功能。

傾向較極端的自由主義者,往往傾向只著重不傷害他人原則,而忽略其他原則的平衡。今次安省法院裁定加國的娼妓法違憲,法官甚至宣稱娼妓有權自由地在街頭兜客,有自由在家中或妓院接客,明顯是偏重個人人身不受可能性的傷害,高於其他原則。從這個角度看,聯邦政府作出上訴是適當的,因為要讓一項法例達到各方平衡,有助社會整體的建立,必須有機會讓各項重要的原則有被討論的機會。

無論上訴的結果如何,社會都要作出一些準備。準備什麼呢?就是要防範賣淫的形象被包裝得越來越正面。事關一件事情合法,不代表合乎道德。但很多時都有將兩者混淆的情況。一些為娼妓爭取權益的組織很容易會以合法為理由,進一步塑造賣淫合乎道德的形象。但社會人士要問,如果賣淫成功被塑造為不違反道德的話,會不會有更多少女不慎誤入歧途,長遠背負著曾經出賣肉體所帶來身心靈的傷害?賣淫會不會有日可以在巴士車車廂大賣廣告?不法之徒會不會以合法合情合理的姿態,引誘更多女性落入賣淫、受黑幫操控的痛苦?

其實隨著全球化的趨勢,各國之間的出入境關卡減少,很多不法之徒就在全世界不同地方,特別是較貧困的地區(例如東歐和東南亞一些窮國),誘騙婦女和兒童到較富裕的國家出賣肉體。婦孺被誘騙到國外賣淫,過程黑暗痛苦。在不法之徒的虐待和毒品操控下,受害人身心嚴重受創,前景暗淡。按聯合國估計,全球有高達25,000,000人身陷非人口販賣市場。當中79%被性剝削,20%是兒童。娼妓非刑事化後,國際犯罪集團會不會以「合法工作」做招徠,誘騙第三世界國家的貧窮婦女到加國賣淫?

娼妓賣淫的問題,建立健康優良社會風氣的問題,畢竟不只是一個法律問題,而是需要從不同角度、多個層面去思考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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