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ursday, December 30, 2010

 

當買樓成了抱負

剛過完聖誕,接著就到新年,如果問香港的年青人有什麼新年願望,對未來有什麼期盼,相信答案大概不是什麼世界和平之類空泛的願望,而是一些實際得多的想望。事關一份今個月中公佈的調查顯示,不少年輕人最大的心願就是買樓置業。

調查報告由香港智經研究中心在今年8月至10月期間所做,透過網上問卷、電話調查及聚焦小組,訪問了近千名16至35歲的年青人。報告結果顯示,受訪年輕人的個人及事業抱負頗為實際,有高達五成七受訪者表示,未來10年最大的抱負,是買樓,四成人的抱負則是要賺到第一桶金。

如斯實際的抱負,相信是不少地產商、銀行家所樂意見到的。因為社會上有越多擁有買樓抱負的新一代,表示樓市的客源有持續充足的供應,確保樓市繼續暢旺。這個現象,對一些政府高官亦有多少的鼓舞作用,事關在我們今日的社會,樓市升跌是一個重要的經濟指標,樓價一升,地產商、發展商、經濟分析員歡呼咩嘢經濟暢旺,日日唱好個市,政府亦能夠向市民誇耀推動經濟的成果。

其實在不少的商業城市,都是以這個邏輯去向小市民去灌輸何謂經濟繁榮,問題是作為一個打工仔,在這種對經濟繁榮的理解中生活又覺得有幾幸福呢?樓市好,經濟好,物價又跟住上升,小市民的個人經濟是否真的暢旺也起來呢?在東南亞有些城市已出現供樓供兩代。阿爸供層樓供到退休都未供完,就將一份其實仍屬於銀行的祖業交給阿仔,由阿仔繼續供下去。亦有不少人為了供樓,要做一份正職兩份兼職,每日見老婆仔女清醒、有精神、唔煩躁的時間加加埋埋可能都不過15分鐘。凡此種種的現象,對小市民都不一定是健康的。智經研究中心的報告指出,只有15.4%的受訪者將貢獻社會視為己任,計劃生兒育女和結婚的不足兩成。這些都是將注意力過份集中在賺錢買樓所會出現的現象,對一個人整體的成長其實是非常不健康的。

該報告出爐後,有人就為年青人抱打不平,指報告將港青抹黑,標籤為「向錢看」、現實、無責任感,欠缺理想。不過塑造出以買樓作為抱負的年青一代,反映的其實不只是年青人的問題,而是更深遠的社會問題。新一代是否有敢於冒險創新的勇氣;有願意為大我擺上小我的精神;人生有努力賺錢以外的空間,多少是跟社會的風氣以及上一代的灌輸有關。要打造一個有創意動力、有人情味、有承擔、有視野的社會,就視為我們今日為年青的一代塑造一怎樣的社會現實給他們去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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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uesday, December 21, 2010

 

說什麼「加強教育」!?

一份有關大溫地區校園毒品問題的報告在今個月中出爐。報告由加拿大青年領袖中心所撰寫, 以問卷方式訪問大溫地區500名13歲至18歲不同族裔的青少年。結果顯示半數受訪學生指在校園內可以輕易接觸毒品,有11%承認曾吸毒,當中過半數更是在校園內吸食。有三分一的吸毒學生,在13歲前便開始吸毒,甚至有人早在10歲前便開始接觸毒品。在這群曾吸食毒品的受訪者當中,55%稱曾在校園內使用毒品,其中33%是在校園內購買,12%是在校園內販賣。有的學生甚至頗「識食」,願意付出100元現金,購買0.5安士的高純度毒品。

毒品在加拿大校園氾濫的問題其實已非新鮮事,魁省在2009年尾一份有關校園毒品的報告亦指出,30%的中學生承認在中學的最後一年開始吸毒毒品,高達80%的中學生在畢業前的一年至少吸食過一次毒品,甚至有2%的六年級學生已經開始吸食毒品,他們通常是受一些年長的朋友、哥哥、姐姐或者父母影響而吸毒。有受訪中學生稱:只要你願意,隨時可以買到毒品。吸毒在校園是司空見慣的現象,大家都沒意識到是違法的,甚至有同學會在游泳池的更衣室內吸毒。

面對校園毒品問題,一般的說法都會是要加強教育。加拿大青年領袖中心在撰寫報告期間曾跟其中20名曾接觸大麻的學生做訪問,當中只有2人表示知道吸食大麻會對健康造成不良影響,其他人以為大麻跟香煙沒有分別,對身體毫無太大害處。加強教育的確有其需要。

不過問題是怎麼老是只有強調「加強教育」,加強立法執法呢?加強販毒和藏毒的刑罰呢?只強調一句「加強教育」背後亦顯示出加拿大在對付校園毒品氾濫上意識形態上的限制。

在加拿大社會要認真地全面地處理毒品問題,下一代的健康往往只是其中一小部份,影響著討論焦點的,更多時候是意識形態和政治籌碼的問題。主張奉行放縱式自由主義者,總是順口就搬出什麼吸毒是人權之類的大道理,將吸毒的自由放在道德高地,部份政客亦樂於隨之起舞。 現在貴為上議院議員的前溫哥華市市長 Larry Campbell 就曾提出過要將大麻合法化才能有效教育青少年有關毒品危險性的怪論。不時又有政客提出種大麻振興經濟理論,要求非法變合法,讓市民大做有市有價的大麻生意,政府就擺明車馬去抽稅,搞活經濟。

毒品問題,特別是大麻,在社會上的形象和和訊息總是有多少含糊。例如自稱大麻王子的Marc Emery, 是大麻黨的黨領,兼販賣大麻種子,鼓吹大麻合法化,甚至在警局外公然吸食大麻煙卷,但多年來都無受到法律的制裁。 即使現在在美國強力干涉下被捕入獄,在報導有關消息時,主流傳媒始終對他留有幾分「人民英雄」的形象,身為罪犯的事實反而不那麼明顯。

面對校園毒品問題,加強教育的確是重要的一環,不過今時今日青年人被塑造的渠道,大概不只是校內課程,或者一、兩個反毒活動,社會整體的風氣,對毒品的態度,法律上清楚的訊息,在在都是教育的一部份。若果整體的文化風氣對毒品的禍害總是模稜兩可的話,在校內加強反毒教育的果效恐怕亦事倍功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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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dnesday, December 15, 2010

 

政治場上的幽默感

在不少關於女人眼中有魅力的男人的問卷調查中,幽默感往往都榜上名。的確,幽默感可以令一個男士更有魅力,其實在政治場上,幽默感都是非常重要的。

例如前美國總統甘迺迪面對社會上的反對聲音時,他的回應是:「社會中有五分之一的人口,即是百分之20的人是什麼都反對,永遠站在旁邊說風涼話。」一句輕鬆的說話,就將反對的聲音定性為不務正業只會說三道四的少數份子,進而塑造自己實事實幹的形象。又或者在1963年在德國柏林一場著名的演說中,面對東德建成柏林圍牆這個無可迴避的事實,甘迺迪說:「自由有許多困難,民主亦非完美,但我們從未建造一堵牆把我們的人民關在裡面,不准他們離開我們。」說話中,既大方承認自由民主體制有其困難,但就不會蠢到建造一堵牆把人民如動物般關起來,一句輕鬆的說話就點出了民主政權和共產政權本質上的不同。

最近一件鬧到熱哄哄的國際事件,就是位於挪威的諾貝爾委員會決定將今年的諾貝爾和平獎頒給被中國政府囚禁的異見人士劉曉波。縱觀整件事件,中國政府的處理手法,就是欠缺了一點幽默感。

例如當諾貝爾委員會主席亞格蘭說將和平獎頒給劉曉波「是向中國發出的信號,提醒中國發展經濟的同時應結合政治改革… 這對中國的未來非常重要。」面對這樣的說話,中國政府與其惡言相向,可以輕鬆一點回應話:「記得上一屆諾貝爾和平獎頒了給當時剛剛上任的美國總統奧巴馬,一樣惹來爭議。相信當局將和平獎頒給奧巴馬,同樣是要向美國發出信號,提醒美國鞏固自己利益的同時應尊重其他國家的感情,這對美國的未來非常重要。」

這樣一句輕鬆抵死的說話,既能塑造諾貝爾和平獎本來就爭議多多的形象,又能轉移視線,將奧巴馬拖下水,進而借題發揮,指北韓炮轟延平島,俄羅斯派軍機出沒日本海上空等等一連串的緊張事件,都是由於美國妄顧其他國家感受,多個月來在日本海、黃海、南中國海進行軍事演習。這些行為又是否違背了和平獎的精神?萬一擦槍走火,引發戰爭,諾貝爾委員會又是否應該將奧巴馬的和平獎遞奪呢?美國藉和平獎向中國施壓,自己的總統卻在得著和平獎之後在國際上做出挑釁性的行為,又是否一種道德上的缺失呢?這一連串的問題,肯定有助國際的眼睛被模糊,傳媒的焦點又不會只集中在劉曉波身上。

又或者中國政府可以開個玩笑,向由由民間組成的「孔子和平獎」委員會施壓,不要將首屆孔子和平獎頒給連戰,而是頒給劉曉波,並且選擇在諾貝爾和平獎同一日頒獎,好事成雙。到時不少的報章頭條都會將兩獎相提並論,達到混淆視聽,又能多少貶低諾貝爾和平獎的果效。輿論的焦點亦會由中國炮轟諾貝爾和平獎,轉為猜測孔子和平獎背後中共政改的玄機。

其實對一個人、以至一個政府,有幽默感代表的不只是識得講笑,而是有能力有自信去駕馭當前的局面和難題。在談及經濟發展,甚至面對國際對人民幣匯率施壓時,中國政府往往都能表現出一定的能力和自信,以致在困局當中仍然能製造出一定的空間和創意去接招。不過在涉及人權自由的問題上,中國政府就往往表現得有點神經質,以致只能反射性地做反應,對外惡言炮轟,對內大力打壓。這一切反映的,都是中國政府似乎都未有足夠的能力和自信去駕馭有關的問題。人權自由大概是中國跟國際接軋一個重要的課題,和平獎之後大概還有很多機會會碰上,與其每一次都讓人家入位,令中國的形象大跌,中國政府不如好像搞經濟一樣,全盤反省一下如何搞好人權自由這個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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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uesday, December 07, 2010

 

危危乎的婚姻與家庭

經過了很多年的關注之後,卑詩省警方終於去年1月,向Bountiful郊區兩個摩門教原教旨主義者社區的領袖提出重婚罪的控告。

Bountiful郊區位於卑詩省東南邊陲。當地的兩個摩門教原教旨主義者社區的領袖布萊克摩(Winston Blackmore)和奧爾(James Oler)一直以宗教自由權利為理由,在自己的地頭內奉行一夫多妻。根據警方的調查,52歲的Blackmore至少有19個妻子,其中包括9名年僅18歲或以下的年輕女子,總共有至少103個子女。而Oler亦至少有跟3個女子有婚姻關係。

警方在去年1月向Blackmore和Oler提出起訴,但最終法庭以技術上的失誤為理由,認爲省府選擇檢控官的程序不公平,宣告取消控罪。不過省府決定再接再勵,要求卑詩高級法院裁定禁止一夫多妻制的法律是否違反宗教自由權利。

表面上,Bountiful社區一夫多妻的爭議只是涉及宗教自由權利,但深入一點去了解,就發現當中牽涉到更複雜的問題。在2008年美國德州警方採取高調行動,控告一跟Bountiful社區屬同一個教派的領袖一夫多妻,以及性剝削婦女及虐待兒童多項控罪,行動中救出了超過400個兒童。當中有受害少女作證指出,不少兒童在幼年開始已被性侵害,未成年少女會被安排和年老的近親結婚。 這些情況即使子女的母親知道,礙於教派的控制,或者同其他女人爭寵,都會選擇要受害兒童啞忍。換句話說,只集中於討論人權法中有關於宗教自由權利的條款,似乎未能夠掌握Bountiful社區一夫多妻案件的複雜性。

有一對在美國德州摩門教原教旨主義者社區中獲救的姊妹Kathleen和Rena Mackert,以過來人的身分獲邀到卑詩法院作證時表示:在加拿大和美國持守一夫一妻的法例非常重要,有關法例一旦被撤銷的話,將會有更多女子被販賣,更多童工,以及更多違反人權和公民自由的情況出現。

其實Bountiful社區案件的判決結果,影響到的不只是該社區內的人,對加拿大整體也可能帶來深遠的影響。事關若果法院裁決認為一夫多妻不違反憲法,甚至受人權大法保護的話,理論上可能就會逼使政府要修改有關法例,容許多夫多妻。一旦有這種情況出現,在加拿大大概已經有部份人準備就緒,推波助瀾。其實早在2006年,聯邦司法部門已公開了一份研究報告,指加拿大的法例應該容許多重婚姻、 多夫多妻。該報告是聯邦司法部門撥款資助,由三位Queen’s大學的法律學教授所撰寫。其中主要的負責人Martha Bailey指,加拿大的法例反正都不會懲罰人姦淫,何解要懲罰多夫多妻呢?

而在2007年1月,安省上訴法庭亦裁定,1個六歲男童可有1個爸爸2個媽媽:爸爸是生父(biological father),一個媽媽是生母,另一個媽媽則是生母的同性伴侶(a lesbian relationship)。生父有出精之功,有血緣關係。而生母的同性伴侶常常照顧男童,愛心可比親母,故法庭認為理應在法律有「母親」的名份。這類型的裁決,在在都挑戰傳統婚姻和家庭模式。所以Bountiful社區一夫多妻的爭議,最終影響的可能不只是一少撮人的自由權利,而是影響到社會整體的運作和建立,令本身已危危乎的婚姻、家庭制度再受沖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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