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ednesday, June 08, 2011

 

最深的集體回憶

集體回憶是一個社會上不時會提及的概念。這個概念由法國社會學霍布瓦克(Maurice Halbwachs)在1925在他的著作《The Social Frameworks of Memory》中提出。簡單來說,集體回憶的概念有別於一個人記憶,在於集體回憶是由共同經歷的人、事、物所引發起的一種情懷,這種情懷不只發自一個人,而是一班人的內心,成為一個群體的記憶遺產中標誌性的元素。這個概念到70年代被歷史學家廣泛討論,到近年在香港社會一些議題的討論上經常出現。

雖然集體回憶這個概念已經有了一段時間,但實際運用起來,特別當市面上人人好似可以隨口運用的時候,就仍然有多少模糊。究竟何謂一班人呢?是指一個特定社群當中的80%、60%、抑或15%的人口?什麼樣的情懷才算數?如果荔園、啟德機場、永利街、梅艷芳、孖條雪條算是港人集體回憶的一部份,那麼喜帖街、茶餐廳、長毛、恆生指數又算不算?如果將集體回憶用作爭取某種訴求的理由,問題就更見複雜,例如當年皇后碼頭和天星碼頭的遷拆問題都引起了不少的爭論。

不過有些事情又不難被大眾認同為集體回憶,例如六四事件。香港中大新聞及傳播學院有研究指,透過六四燭光晚會所作的問卷調查、分析報章報導、以至深入的訪談,了解不同港人對六四的情意結,結論是六四是港人絕無僅有最深的集體回憶。

其實透過觀察,也不難察覺六四在港人心中所引發的情懷。例如根據支聯會的數字,1990年首次六四燭光晚會有大約15萬人參加。經過了廿年之後,過去兩年的燭光晚會仍有多達15 萬人參加。而且還有薪火相傳的情況,很多年輕一代,甚至八十後都對六四有很深的情意結,可見這個集體回憶巳蔓延至不同年代的港人。

導致六四成為港人最深的回憶原因有很多。例如事件本身非常震撼,強烈抵觸很多人對公義的渴求。又或者是有很多的有心人,透過大型活動,或者私下自發教育下一代,將六四的真相以及核心意義傳遞。不過最有力的原因,大概是中國政府本身。

中國政府一直不肯平反六四,不肯道歉繼續將六四標籤為禁忌,固然直接觸動市民的義憤。但其他打壓異見人士的行動,更有火上加油的果效。例如早前扣留維權藝術家艾未未,在六四前夕引起廣泛關注,再一次提醒市民中國當局在政治改革上的停滯,突顯在人權紀錄上的污點。再加上艾未未惹來被政府騷擾的原因,跟他追求2008年四川汶川地震中因政府興建學校偷工減料而倒塌,導致大量學生死亡的真相有關。

汶川大地震是一次觸動港人心靈的事件,有很多市民出錢出力去救災和協助災後重建。天災無得講,但官員中飽私囊,偷工減料所做的豆腐渣學校,令大量學生死亡就是人禍,理應查辦,依法處理。但貪官無被懲治,反而努力求證,伸張正義的小市民被打壓,又再一次嚴重抵觸人對公義的訴求,更加感受到六四的痛,以及進一步鞏固紀念六四的象徵性意義。

所以中國當局要沖淡六四這個集體回憶,最有效的方法不是打壓或者迴避,而是正面檢討處理異見人士的手段,以及在打擊貪官污吏的事情上交出具體的成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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