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ednesday, February 29, 2012

 

沒有竄改的空間

意大利哲學家克羅齊 (Benedetto Croce) 有一句話:「所有的歷史都是當代史。」即是說,過去的歷史其實都是今個世代的歷史,或者至少是當代歷史的一部份。

什麼意思呢?
講到「歷史」,並不只是指一堆已經發生了的靜態的資料 (例如說我今早7時32分擦牙),更涉及歷史事件的來龍去脈,對後世的影響,以至我們今天是如何理解那件歷史事件。這就是所謂詮釋歷史的過程。例如歐洲人發現新大陸,究竟是一個英雄式的冒險故事,還是對美洲土著帶來災難的悲慘故事呢?就視乎今日我們的社會如果理解該段歷史。

但今日哪一個詮釋、理解跑出,就視乎今日的不同權力勢力哪一方夠牙力。
不要以為這只是「牙較戰」,而是以哪一種詮釋去理解歷史,倒過來反映著今日的社會狀況。所以英國小說家 George Orwell 說:「誰能控制過去,就能控制將來;而誰能控制現在,就能控制過去。」

有不少政客都很明白這個道理,所以千方百計都想令人家認同他們對某些歷史事件的理解。其中一個最經典兼做得核突的例子,莫過於日本對二次大戰的態度。

最近一個例子,乃南京市姐妹城市日本名古屋的市長河村隆本月20日,跟到訪的南京市委委員會談時,講了一段關於其父的小故事。話說在二次大戰停戰時,他父親正好在南京,當時南京事件過後才八年,但南京人對日軍的表現親切,若曾發生過大屠殺就讓人無法理解,故此他的結論是「沒有南京大屠殺事件」。 河村隆的言論當然引起中國官民極大的反應,不過即使南京市宣布暫時中止與名古屋的官方往來,河村隆亦拒絕收回言論。

說河村隆荒謬的言論只是最近的一個例子,事關這類言論不時都會在日本高官的口中吐出。明顯的如幾年前前日本首相安倍晉三否認慰安婦的史實;甚至有40幾個日本國會議員,要求中國將各地的抗日戰爭紀念館中的「不合理照片」拆除。這些他們所謂「不合理照片」主要是有關日軍在二次大戰期間的惡行。東京都知事石原慎太郎多年來都有否定南京大屠殺的言論,今次亦力挺河村隆,指「河村市長的說法是正確的,我不認為(在南京發生的)是大屠殺。」

在二次大戰期間,日本向鄰國發動侵略,對鄰國人民造成巨大傷害。但一直以來,日本的當權者都極力運用權力和影響力,粗暴地要人家認同他們對二次大戰這段歷史的詮釋。當中一個重要原因,是他們一直都執著於自己仍有詮釋二次大戰歷史的權力空間。

由於二戰後,冷戰格局令美國非常重視日本在亞洲地區的戰略地位,故此對日本這戰敗的侵略國愛護有加,不少戰犯獲輕判,甚至轉過頭又做了高官。在這種背景下,日本國內的強硬鷹派右翼思想一直無根除,而且代代相傳。據統計,1927年至1937年期間,日本的右翼團體共有634個。到2000年,日本警方統計,右翼團體已發展到900個。而且不少這類團體都跟大財團走得好近。例如5年前,日本重新修訂歷史教科書委員會企圖將「南京大屠殺」、「軍妓慰安婦」、「七三一細菌部隊罪行」等全部從中、小學歷史教科書中刪除,在那次爭議中表明支持刪改的人士裡,不乏大公司大企業的頭頭。在編撰會的網頁上表明支技竄改教科書立場的重量級企業包括三菱重工、住友生命、東京三菱銀行、大成建設、味之素等。

今次河村隆在一個官方活動上的荒謬言論,直接影響到兩國關係,但日本右翼媒體《產經新聞》卻大力護航,指河村隆的「發言極其穩妥」,再順勢指責中方在歷史問題上「強詞奪理」的態度「由來已久」。

在日本國內這樣的背景下,政客發表與事實並良知不符的言論,不但不會被選民懲罰,甚至可以吸引右翼選民的票,政客既有空間更有動機去按自己的偏見去詮釋二次大戰的歷史。

而在國外,除了中國,或者間中加上其他東南亞國家會有反應外,仍然主導國際大勢的西方國家基本上是無動於衷。如果德國有位市長在國際官式活動中,揚言在二戰期間根本無猶太人被屠殺,所謂集中營只是以色列強詞奪理的說法,有關言論肯定成為各西方媒體的頭條新聞,甚至會有幾個國家元首出來厲聲指責。但日本高官否認戰爭罪行,則是連報屁股也沾不上的花邊。無他,直至現在,無論西方國家如何渴望拉攏中國,都不過是功利性的靠近,不會視中國為自己友,所以所謂的國際公義掉落咸水海的機會比掉落中國的頭上更高一點。

從這個角度去理解,就明白到在未來的一段日子大家大概仍會見到日本政客自以為是、埋沒良知的嘴臉。如果不欲見到有一天這些荒謬的觀點取得詮釋歷史的主導權,認識歷史、尊重人權的人士就必需繼續發聲,直至日本政府明白,原來有些歷史的大是大非,只能面對,沒有任意詮釋、肆意竄改的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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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iday, February 24, 2012

 

酗毒駕駛:一個性命攸關的問題

酒後駕駛是一個不負責任的表現,已經是社會共識。所以即使在過時過節期,可能會因為警方在馬路上所設置的酒精測試關卡而耽誤時間,市民都沒有什麼怨言。即使卑詩省反酒後駕駛的法例特別嚴厲,有引起過討論,但市民普遍都認同法例的精神。

除了酒後駕駛之外,司機在駕駛時不應該手持手機通話或者發短訊,亦逐漸成為社會的共識。所以即使會有所不便,甚至要改變駕駛的習慣,政府立法禁止司機在駕駛時手持手機通話或發短訊,市民普遍都視之為良法。

原因無他,在一個有良好公民質素的社會裡,市民都意識到駕駛不只是一個個人的問題,一個人坐得上司機位,就要對公共安全負上責任。你的腳一踏油門,就是一個性命攸關的問題。

既然社會大衆都已經有共識,在駕駛方面的安全問題必需從嚴處理,那除了酒精和手機之外,其他有可能影響駕駛安全的事物,是否也該嚴肅正視呢?

最近在英國醫學期刊刊登了一個由加拿大 Halifax 的研究團隊所做的調查顯示, 在駕駛前三小時內吸食大麻的司機,發生嚴重或致命交通意外的風險,較沒有使用大麻的司機,高出92%,即是高出接近一倍。這份研究報告被視為一個具說服力的分析,事關報告是先將來自多個國家接近三千份有關資料進行篩選,揀出合乎科學準則的九項研究,把數據綜合分析,當中涉及的研究對象共有49,411人。並且是刪除其他例如酒精的物質,單一針對大麻一項作分析,而且所有使用的研究個案都涉及真實的路面情况,使用真實吸食大麻後引致的撞車意外作分析。比起一些在實驗室內聘請本身已經常吸食大麻的人,服食定量大麻所作的測試,這份研究報告更具參考價值。

吸食大麻之後駕駛導致嚴重或致命交通意外的風險,比無吸食大麻高出接近一倍。如果有關數字是關於酒精或者手機,一定引起廣泛關注,甚至有政客會跳出來義正詞嚴的要求更嚴厲的立法,或者更大力推廣教育。不過關涉的是大麻,研究再有說服力,數據再鏗鏘,在加拿大都難以引起迴響。

這個不幸的現象正正顯示了一個不幸的現實,就是大麻的問題在加拿大成為了一個意識型態式的爭拗。吸食大麻成了某種個人權利的具體標誌,爭取吸食大麻彷彿是爭取某種人權的宣示,明知故犯地非法公開吸食大麻彷彿是一種爭取社會公義的抗爭行為。但實際上大麻會引起的社會問題,例如治安、醫療、社會風氣、國際形象等等,在意識型態的抗爭心態下,不是被淡化就是被美化。

再加上多一重不幸,就是政客為求爭取選票而無所不用其極的不幸。例如在上個月中舉行的聯邦自由黨黨大會當中,黨員竟然以77%的大比數,支持大麻合法化。用「竟然」這個字眼,是因為即使左傾如聯邦新民主黨,都主要是支持大麻非刑事化,但自由黨就喊出大麻合法化,臨時黨領李博 (Bob Rae) 亦即時大力擁抱有關決議,向與會人士大聲宣告:「讓我們面對現實,對付毒品的戰役徹底失敗」。雖然不清楚李博口中的「面對現實」是什麼意思,但一個明顯的現實是連最大反對黨的地位亦不保的聯邦自由黨急於重振旗鼓,急於吸收新血。支持大麻合法化的動議正正是年輕一脫的自由黨黨員提出,隸屬聯邦自由黨的加拿大自由黨青年團 (Young Liberals of Canada) 主席拉華爾 (Samuel Lavoie) 亦明言,期望推動大麻合法化會被寫入2015年的自由黨競選政綱當中。為求吸納所謂年輕一群的支持,就急於附和對社會有負面影響的聲音,對黨對國家對下一代都是一種極大的不幸。

其實撇開只流於意識型態式的爭拗,大麻基本上是一種百害而無一利的上癮性物質。目前煙酒上癮已經遺害不淺,花費了極大的社會資源去做教育、醫療、以及應付其他相關的社會問題,何解還要加上大麻?既然大麻已被確認會嚴重影響駕駛安全,何解要令問題加倍擴大,難道用在對付酒後駕駛的花費還不足夠嗎?

美國政府早在十年前已教育青少年「遠離大麻﹑安全駕駛」的信息﹐提高公眾對酗毒駕駛問題的警覺性。當年白宮全國毒品控制政策辦公室主任John P. Walters說﹕「在當今的青少年中存在著對大麻的錯誤認識。大麻是有害的﹐而且能導致危險的行為﹐包括酗毒駕駛或搭乘酗毒司機駕駛的車輛。我們要鼓勵新一代司機的父母在青少年成長的關鍵時期﹐與子女討論大麻的禍害﹐使他們成為負責任的駕車人士。」何解在一些明明是大是大非,性命攸關的問題上,本國仍然有政客將問題複雜化、抽象化到一個地步,對大麻明顯的禍害視而不見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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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iday, February 17, 2012

 

兩熊相遇

總理哈珀剛完成訪華之旅,不少人都以滿載而歸來形容。的確,今次訪華的成果真是頗豐富。經貿合作上,加中兩國簽署了多項備忘錄,期間兩國相關企業亦簽署了20多項商業協議;繼而推廣埋加國的教育;又兩度公開談及人權問題;再加上到重慶公園玩小熊貓,兼且順手帶兩隻返加拿大;期間又去食下炸醬麵,跟學生打乒乓球,由意識型態到經貿利益,由長遠合作到即時互利,由可愛動物到個人形象,樣樣都有所得著,用滿載而歸來形容哈珀的訪華行程,其實一點也不為過。

不過程中最令人印象深刻的,排第一的應該是哈珀那份胸有成竹的氣魄。他於在廣州舉行的加中貿易理事會晚宴,竟然喊出「新世紀將是我們(加中)的世紀」。過往如此豪言壯語,通常是出自美國領導人的口,方程式是「新世紀將是美中的世紀」。何曾聽過法國總統大聲說出「新世紀將是法中的世紀」,或者日本首相訪問印度時宣告「新世紀將是日印的世紀」?

哈珀作出這樣的宣告,不是貪口爽,而是看準了中國是一個有巨大發展潛力的市場,要推動工業經濟快速增長就必需有足夠的天然資源。所以哈珀將加國定性為一個「正在崛起的能源超級大國」(emerging energy superpower),跟被國際公認為「正在崛起的超級大國」的中國拼在一起,令「新世紀將是加中的世紀」這句說話聽起來耳目一新,卻合情合理。至少中國副總理李克強對此也加以肯定,指「加拿大的能源、資源蘊藏豐富;而中國是個穩定、可靠的消費市場。兩國有廣大空間拓展經貿合作。」可見哈珀這個大膽的宣告背後是經過詳細的思考以及跟中方的溝通。

另一個令人深刻的印象,是哈珀政府的務實。在哈珀政府初上任期間,最引人垢病的其中兩個問題,第一個是跟中國的關係,不單無進步,甚至越來越僵持。另一個問題是跟美國走得太近,給人以美國馬首是瞻的感覺。不過今次中國之行就一次過將兩個問題打破。跟中國的關係,既有強烈意願走近中國,亦有足夠部署吸引中國走近。

而在為求將中加的聯繫快速拉近的過程中,不惜在某些範疇遠離美國,其中最明顯的例子是能源輸出的策略。大約兩個星期前,美國政府拒絕了投資70億美元修築輸油管道,將亞省的油砂運送至美國德克薩斯的煉油廠。轉頭哈珀政府就向太平洋彼岸打主意,將油砂石油向中國推銷。哈珀明言:「我們希望將能源賣給想買的人,就是這麼簡單。」甚至無懼將美國擺上枱,指「現時加拿大99%的能源出口都只向一個國家 – 美國,但日益清晰的是,加拿大唯有將能源市場多元化,才能獲得最大的商業利益。」這段說話顯示出一種強烈的務實主義。

無可否認,一切政策背後都有一套理念支撐,只不過有些政黨總是喜歡在意識型態、政治理念上打轉,轉來轉去也不會幹實事,甚至越轉越叼鑽。一個有能的政府,需要有將理念轉化為可行政策的能耐,或者說讓意識型態成為醞釀出具體政策的養份。畢竟選民在選舉的時候,清楚認定自己不是在選大學教授或者少數團體活躍份子,而是選政府,政府就是需要顯示出實實際際管理的魄力。

哈珀政府的表現似乎有越趨成熟的味道,拿捏到把持理念實際管治的分寸,即使在國內的問題上也一樣,就如正在熱烈討論的老人福利問題,哈珀政府亦不是只執著於片面的意識型態,而是將人口老化,福利開銷日益巨大的事實舖陳,再尋求切實幫助有需要長者,並且又不會無限度增加政府和社會下一代負擔的政策方向。這種務實處理問題的態度,其實是一個有能的政府必需具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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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dnesday, February 08, 2012

 

坦白性詭辯

近排看了幾套中國大陸的電視劇,發覺劇本和製作的質素都真的很不錯,特別對白的設計和字眼的運用,文雅而生動,令我自愧中文的水平真是麻麻。不過再看中國新聞和政壇,對語言的運用就更有嘆為觀止的感覺。

例如「梁林故居」的拆卸事件。梁林故居是民國時期文化界名流伉儷梁思成和林徽因生活過的地方。梁思成是梁啟超的長子,是當代著名建築師,中國第一個運用現代科學方法對中國古建築進行研究的學者,又是東北大學和清華大學建築系的創立人,對中國建築界有重大貢獻。而梁林故居本身的建設完全符合中國傳統四合院的特色,有一定的研究價值,北京東城區文化委員會在上年三月亦將梁林故居明確界定為不可移動文物。不過今年農曆新年期間,有媒體曝出梁林故居已被清拆,引起大眾的不滿,向當局質詢。東城區文化委員會,即是將梁林故居界定為不可移動文物的部門在調查後解釋,是有關開發單位對梁林故居進行了「維修性拆除」。梁林故居的原址基本上是個廢墟,好明顯是被「拆除」了,但加上了「維修性」三個字在前頭,感覺不單是當局好知道自己在做什麼,而且是在做一些合情合理有益有建設性的事。

這種將兩組吊詭性甚高的字眼放在一起運用的技巧非常高明,輕易地增加了不合理的事情的合理性。以後美國大肆轟炸其他國家,可以辯稱為「人道性濫炸」;阿爸毒打個仔可稱為「愛護性虐打」;小偷在市埸偷竊可自辯為「付款性偷竊」,總之就是一種靈活性非常的詭辯術。

這種有創意的語言運用方式,官員用得多,身邊替政府護航的人士多少都會沾染得到。例如在2009年,張維迎教授在《小康》雜誌訪問中指「中國所有人都是改革的受益者。」在中國大陸公開談改革,指的當然不是政治改革,而是經濟改革。「中國所有人都是改革的受益者」,張教授言下之意就是所有中國老百姓在經濟上都得好處,生活有所改善。這個說法聽在老百姓耳中,當然覺得與現實不符,不少網民都質疑這個說法。

後來在一個網上論壇上,請來厲以寧教授作客回答網民的問題,有網民就乘機問厲教授對張教授「中國所有人都是改革的受益者」這個講法的意見,原意大概是希望聽一些不太官腔,貼近民間一點的說法,怎料厲教授卻提出一個詭辯性極高的講法,指中國的窮人不應叫「窮 人」,而是該稱為「待富者」。 窮人也者,只是未發達,仍在排隊等待發達的人士。其實這說法不無道理,等一世是等,等三代也是等,你不能說厲教授這個講法錯,只能慨嘆自己無足夠時間去驗證。所以一眾網民唯有折服,稱厲教授的講法是一個「史無前例的創新性理論」。

面對著官員和政府護航人士的強詞奪理,老百姓唯有也靠一些有創意的語言運用方式去自我安慰。例如重慶銅梁縣教育局曾經要求所有小學生繳交9000元的「慰問金」,向老師寥表心意。事件傳出,有記者去了解了解,教育局長就回應說繳交慰問金是學生家長的「自願」行為。另外寧波教育學院有樣學樣,要求畢業生向學院繳交「孝敬費」,孝敬一下老師。有人去了解事件,校方同樣指繳交「孝敬費」是學生的「自願」行為。面對當局這些要求,當事人乖乖地向當局慰問孝敬之餘,唯有自嘲是「被自願」以平衡一下心理。除了「被自願」,中國的老百姓還作了一大堆如「被就業」、「被開心」、「被脫貧」、「被小康」等等的字眼,為求在當權者的漫天屁話中喘喘氣。

當然屁話不是中國官埸獨有,各地政壇都有,只要有職業政客的地方就一定有。只是在法治薄弱、政治封閉的地方,當權者的屁話特別惡特別臭,臭到會對老百姓的身心造成具體甚至永久性的傷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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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dnesday, February 01, 2012

 

我是一個大蘋果...

有關蘋果的新聞,一般都是報導新產品有多厲害,用家有多瘋狂,如何帶動市場的新方向的消息,總之就是又香又甜又好吃。即使間中有負面報導,都不能夠直接影響蘋果的聲譽,或者很少會對蘋果有集體性的聲討,不過近日美國多個主流媒體的專欄作家,卻群起呼籲杯葛蘋果的產品,原因是要以抗議蘋果縱容零件供應商和產品製造商苛待職員,漠視員工安全。

例如《福布斯》專欄作家 Peter Cohan 以「由23個死人築成的科技世界﹕是不是杯葛蘋果的時候?」為標題發文,並且指﹕「假如你把為你製造 iPhone、iPad 而死的工人加起來,便會發現人數高得驚人。」群起聲討的其中一條導火線,是《紐約時報》等傳媒近日報道為蘋果生產零件或裝配產品的中國工廠壓榨員工。

雖然蘋果聲稱每年都有稽查廠商的狀況,又揚言會取消與違規廠商的合作關係,但事實是雖然蘋果自2007年起做了近350次稽查,發現大量違規個案,例如根據蘋果的規定,員工每星期的工時最多不得超過60小時,但229間蘋果產品廠房中,62%的有超時工作的情況,而且超過近三分之一的廠房有危險廢物的問題,不過真的被取消合作關係的廠商不到15家。甚至有廠商表示,蘋果只是在簽定合作關係之前有提及員工待遇的問題,一旦正式成了蘋果供應商,蘋果就只關心提升產品質素和減省生產成本的問題,其他的事情,包括員工的工作條件,根本就不會理會。

其實對蘋果有關的指控都已不是首次,而有關指控的對象亦不只是的蘋果一家。例如上年下旬,關注中國廉價勞工組織中國勞工觀察最近發表報告,指多間全球知名的電子產品公司,有份參與在中國的廉價勞工被剝削的過程之中。被點名的公司都是國際上響噹噹的大公司,包括蘋果、微軟、Dell、HP、飛利蒲、Nokia等等。

這些公司被指在中國僱用的廠商,對工人的待遇甚差。除了工作時間超長、生產要求過高之外,更會用不同的方法壓低工資。例如原來是138美元的月薪,在扣除各項所謂福利之後,工人實際落袋月薪是少於80美元。這些被點名的大公司不少都是台灣鴻海集團旗下的富士康生意伙伴。富士康早兩年經常見報,事關分別有十多個員工因為吃不消而自殺,引起社會關注。不過那些大公司對有關報導多數都拒絕回應,回應的都是清一色,指剝削員工是合作的廠商的問題,跟自己無關,但就有証據顯示這些大公司不單對剝削勞工係知情,並且樂於爭取更低的生產成本。

其實第三世界工人被剝削,除了可用大公司大集團無良缺德、欺壓員工作為結論外,亦反映更深層的經濟結構問題。《新聞周刊》的科技評論員 Dan Lyons,在狠批蘋果之餘,更批評消費者其實亦是助長剝削第三世界工人的員工之一,認為「最終要追究的,不只在蘋果與別的電子商,而在我們消費者。」在第一世界先進國家,過去一段長時期享受著大量兼多樣價廉物美的商品和食物,市場上不斷有新產品推出,又不斷鼓勵人拋棄舊產品,形成在富裕國家一種極端的消費文化和消費經濟。但這吹谷不斷消費的經濟背後,需要極之大量的物資和人力去支撐。這些人力物力往往是來自第三世界。商品超平,因為第三世界工人人工超賤。

就以咖啡為例,在烏干達一個種植咖啡的農夫,如果一公斤咖啡豆能賣69美分的話,一家人的生活就無問題。如果一公斤咖啡豆被壓價到29美分,農夫就連維持耕種也成問題。但現時當地咖啡豆的價格,一公斤只有14美分左右。不過經過幾輪的轉賣後,咖啡豆推出第一世界國家的市場,價格升至每公斤26.4美元,是烏干達咖啡農所得的二百倍左右。咖啡公司賺到盤滿砵滿,咖啡農夫就做到盡都三餐不計。

那就叫那些大公司不要牟取暴利,問題就解決喇!
問題是這些大公司往往是上市公司,若果每季盈利不上調十個八個百分點,分分鐘被股民看淡拋售。這些大公司能承受得到盈利不夠高,競爭力減低的後果嗎?股民又是否願意一同承擔支持良心公司呢?肯不肯寧可貴一點都支持購買一些 fair trade 的貨品呢?

這樣說絕不是要為大公司大集團的無良開脫,而是我們必需要明白整個問題的大圖畫。因為第三世界工人的待遇,跟我們第一世界市場的消費文化有密切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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