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nday, July 30, 2012

 

激勵一代人

第三十屆奧運會終於在倫敦揭幕。今次是倫敦第三次舉辦奧運會,成為歷史上舉辦奧運會最多次的城市。今屆奧運會的口號是 Inspire A Generation 激勵一代人。的確,在奧運會期間,總有很多激勵人心的時刻,有時是一場精釆的賽事,有時是運動員奪標的一刻,又或者是運動員在頒獎台上帶著淚水的笑容。當然能夠晋身奧運會,不論成敗,不少運動員的背後都有著叫人激勵的故事。

例如在2008年北京奧運中的德國藉舉重選手斯泰納(Matthias Steiner),在105公以上級別的舉重賽事中,開始時居於下風,一直堅持到最後階段才出現逆轉。在挺舉的最後一次試舉中,舉起了258公斤,超出個人最好成績8公斤。最後更以抓舉203公斤、挺舉258公斤,總成績461公斤,以1公斤之微摘金。成功奪標之後,斯泰納在口袋中拿出太太蘇珊的相片出來親吻。在頒獎台上,斯泰納亦將太太的相片和金牌一屏高舉。原來背後的故事是,斯泰納和蘇珊在2005年結婚,蘇珊一直都大力支持斯泰納的舉重事業。由結婚開始,蘇珊就著手儲蓄參加北京奧運的旅費。原本是一個幸福的小故事,不過在2007年7月,蘇珊在一次車禍中傷重不治。斯泰納從此就帶著蘇珊的相片在身邊,繼續進行舉重訓練,最後在北京奧運中奪得金牌。

不過並不是每一個叫人激勵的奧運故事,都是以摘金結束,有的是因著運動員所展現的精神而令人動容。例如在1992年巴賽隆拿奧運中,參與400米賽跑的的大熱門,英國選手雷德蒙(Derek Redmond)。雷德蒙在少年時期已被公認為最有潛力的運動員,剛滿20歲時已以44.82秒打破當年英國國內的400米賽跑紀錄。在巴賽隆拿奧運的400米的第一輪賽事中,以第一名進入準決賽。到準決賽,在距離終點還有175米時,雷德蒙的右大腿肌肉突然撕裂,他痛到在賽道上跪下,無法前行。他的爸爸由看台上衝進賽道,扶起他的兒子,一步一步,舉步為難的走向終點,直到離終點不遠處,爸爸放手,讓雷德蒙在65,000名觀眾的掌聲下,一拐一拐的完成最後一程。

作為運動員,特別是成績斐然,萬人矚目的運動員,要能夠激勵一代人,除了賽埸上的表現,賽場外的生命一樣重要。就以美國泳壇神童菲比斯(Michael Phelps)為例。在上屆北京奧運中,奪得8面金牌,超越有「水怪」之稱的史畢茲,成為奧運金牌王。今年的菲比斯仍然被看好,只要多摘3面獎牌,就會以19面獎牌成為歷年奧運的獎牌王。

本來形象良好,受萬千粉絲愛戴的菲比斯,卻在2008年11月爆出吸食大麻的醜聞。有報章刊出他在一個大學派對中,手持吸食氣體大麻的玻璃管,大口吸食的相片。有在場的學生稱,見菲比斯喝了不少酒,「大聲叫囂,行為討厭,在吧枱上猛力放下啤酒杯。」期間有學生向他遞上大麻吸管,他毫不猶豫地拿起吸食,「他手持大麻吸管的動作,就像他在泳池內游泳般自然。」看得出他之前曾吸食過。吸食大麻的報導一出,非常健康的運動健兒形象馬上失色。今年雖然被看好,但彷彿只是一個有運動天才的運動員,失去了叫人被激勵的風釆。

所以要成為能激勵一代人的運動員,絕不只是靠賽場上的成績,要配合賽場外的生命,才能真正做得到。在奧運史上,其中一個做得到,並且多年來激勵著無數人的運動員,是在1924年巴黎奧運會中,奪得400米田徑金牌,並且打破了世界紀錄的英國選手李愛銳(Eric Liddell)。

李愛銳於1902年在中國出生。在中國出生的原因,是他的父母是英國倫敦差會的宣教士,在天津宣教期間生下李愛銳。李愛銳自少就跑得快,雖在五歲時因患上嚴重痢疾而變得雙腿瘦弱,行路曾經有不便,但他一直認定跑步是他的天賦才能。後來以9.7秒創下英國100米短跑紀錄。在1924年奧運會,100米短跑對年僅23歲的李愛銳而言可謂穩操勝券。不過由於賽事在星期日舉行,為了持守信仰,參加主日崇拜,李愛銳決定退出比賽。此舉成為當年英國報章的頭條新聞。英國的皇室、政要、奧委會紛紛向他施壓,甚至有人指他是個「宗教狂」,但李愛銳還是不為所動,反而搌轉參加了不在星期日舉辦的400米賽跑,結果不單得到金牌,更刷新了世界紀錄。

一年後,正處運動生涯頂峰的李愛銳,決定跑上人生新的賽道,放下田徑,到貧窮落後的中國從事宣教和教育。1925年7月,他抵達天津,在當時著名基督教學府「新學書院」任教科學和體育。1934年他與來自加拿大的佛羅倫絲(Florence Mackenzie)結婚。那時,中日戰爭已如火如荼,日軍後來把所有的宣教士全遣送到山東集中營。李愛銳在集中營十八個月,營內環境惡劣,生活非常艱苦,而且身體越來越差。但李愛銳仍堅守崗位,利用僅有的自由空間,教導其他被日軍囚禁的人。據其他被囚的人憶述李愛銳非常關心身邊的人,就算自己病重,仍去安慰激勵其他人。在世界第二次大戰結束前幾個月,李愛銳因患腦瘤在集中營逝世,享年43歲。

李愛銳的奧運摘金經歷以及其他事蹟,後被改編成奧斯卡得獎電影 Chariots of Fire《烈火戰車》,激勵了千萬心靈。

「Inspire A Generation 激勵一代人」是今屆奧運的口號,期盼在今屆的奧運中,除了賽場上的競賽能叫人心裡激動之外,亦能出現一些激勵人心的人生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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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iday, July 27, 2012

 

億萬網民的微小聲音

互聯網可以說是現代城市不可或缺的基本建設。若果從上網的人口比例和上網時間去計算,加拿大都是世界第一。根據網絡流量統計公司 comScore 的調查數字,加拿大的網民每月平均上網超過2500分鐘,即每個月花近42個小時上網。而加拿大的人口中,約有68%使用互聯網,比法國和英國的62%,德國60%,美國的59%,以至日本的57%都為高。

中國的互聯網普及率為39.9%,比加拿大低,不過看網民數目的話,中國卻是世界之冠。中國互聯網絡信息中心(CNNIC)發布的《第30次中國互聯網絡發展狀況統計報告》顯示,中國的網民有5.38億人,是15年前的867倍,互聯網普及率達39.9%。其實早在四年前,中國的網民數字已經超越美國,佔據全球第一位。目前全球每一百個網民中有24個是中國人,截至上月底,連居住在中國農村的網民亦達1.46億人。

報告另一個值得留意的數字,是在中國以智能手機作為上網工具的人數,首次超越個人電腦。截至上月底,以手機上網的網民達到3.88億,超越個人電腦的3.8億。其中的原因包括手機價格越趨便宜,以及對流動人口來說使用手機上網比較方便。

這些數字可以是意味著極大的商機。只佔人口比率40%就已經有超過5億的網民,中國的手機、電腦、互聯網市場還有極之龐大的發展潛力。相關的商業機構向中國市場靠攏,大概會是一個現實的趨勢。

另一個令人關注的方向,就是互聯網的普及對中國政制所會帶來的沖擊。有這樣的聯想其實也不難想像,記得於2010年底開始的「阿拉伯之春」,短期內在中東地區引發一連串的反政府示威,甚至有政權被推翻,過程中互聯網發揮了重要的作用。

而有份起草簽署《零八憲章》的劉曉波,於2009年12月25日,在北京第一中級法院一審中被裁定「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劉曉波上訴至北京高級人民法院,法院於2010年2月12日決定維持原判。在法院的判詞中表示,被告人劉曉波「利用互聯網傳遞信息快、傳播範圍廣、社會影響大、公眾關注度高的特點,採用撰寫並在互聯網上發布文章的方式,誹謗並煽動他人推翻我國國家政權和社會主義制度,其行為已構成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且犯罪時間長、主觀惡性大,發布的文章被廣為鏈接、轉載、瀏覽,影響惡劣,屬罪行重大的犯罪分子,依法應予從嚴懲處。」顯示中國當局不單對互聯網和政制之間有聯想,甚至是有恐懼。

故此雖然明明是世界第一,明明是商機無限,但中國官方對中國網民一向都沒有給予一個正面的形象。官方媒體新華社就曾經撰文指,構成大多數網民的年青人群體,主要有兩個特性:一是這個人數龐大的群體是游離在社會的邊緣份子,不成熟,甚至有時是非理性;二是互聯網被這個群體當作群體情緒的傳遞器、宣洩器,而不是正常的資訊交流管道。

儘管官方的定調傾向負面,但互聯網仍然對當權者帶來一定壓力,在過往有不少的網民揭發官員貪腐,最終導致有官員被懲處的例子。不過在一個龐大的政治系統下,網民能發揮的影響力仍然有限。在網上匿名發個言而又不被查出由自可,要出名做點實事,又是另一回事。

就以河南青年王帥為例,他於網上發了一篇以「靈寶老農抗旱絕招」為題的文章,反映當地政府違法徵用土地。隨後靈寶巿警方以涉嫌誹謗罪將王帥拘留了8日。不過事件後來引媒體介入,河南省公安廳廳長在網上向王帥道歉,又給予他783.93元的國家賠償。表面上,事件告一段落,但實際上,靈寶巿當局只是在政策上玩花樣,繼續欺壓農民。

王帥嘗試繼續為農民爭取,但折騰了大半年,連相關部門一個正式答覆也得不到。更麻煩的是,擁有天津醫科大學視光專業文憑,而且有兩年相關工作經驗的王帥,在求職時處處碰壁,原因是他曾經被公安拘留。有記者問王帥,如果可以時光倒流,會不會一樣為靈寶市的農民請命,王帥的回答是:「我再也不反映問題了,不會在網上發帖,甚至連舉報的事也不會再做了。… 我只是做了一點維護自己權益的事,但發現這個代價太大了。」

王帥的遭遇已是不幸中之大幸,在中國因舉報貪腐而遭報復的例子多不勝數,但他一句「我只是做了一點維護自己權益的事,但發現這個代價太大了」的慨嘆,卻又道出了多少人的心聲。所以縱有億萬網民,制度一日不改善,人民的聲音仍然難以被聽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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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turday, July 21, 2012

 

制度系統殺人事件

湖南省公安廳發表調查報告稱,指經過法醫鑒定後,確認六四民運人士李旺陽是自縊死亡。報告結果是意料中事,而報告結果引起的反應亦是意料中事,普遍都是質疑報告的結果是否公正。

報告被質疑的理由好簡單,就是報告有意無意的捉錯用神,以至對當初大眾所提出的合理疑點,未能作出合理解釋。由李旺陽一名失明兼且因長期受虐以致雙手並不靈活的人,如何可以打出一個複雜的繩結吊頸;到明明雙腳著地,如果能導致第4節頸椎骨析如此致命的傷害?一個在醫院被照顧被監視的人,如果順利完成一項需時進行的自殺行為?報告通通未能作出合理解釋。

報告的寫法似是去討論「一個失明人在雙腳著地的情況下打出一個複雜的繩結吊頸導致頸椎骨析而死並非全無可能」這個題目,多過調查一個真實的人李旺陽的死因。報告就算對「一個失明人在雙腳著地的情況下打出一個複雜的繩結吊頸導致頸椎骨析而死並非全無可能」這個題目能作出科學上可行的解釋,都無助於大眾要求公平調查了解李旺陽死因的訴求,因為大家有興趣的不是一個學術研究題目,而是要知道的是一個真實的人的死因。

所以報告出爐之後,大眾仍然覺得李旺陽的死非常離奇。不過在大陸,類似的離奇死亡時有發生。例如在2008年安徽省穎泉區委書記張治安被舉報,舉報人李國福被檢察院拘留5個多月後,突然在安徽省第一監獄醫院死亡。他的死亡鑑定書上寫的死因是「自殺」身亡。李國福的家人對死因非常懷疑,但無奈死無對証,無可追查。

又例如2009年2月發生的「躲貓貓」事件,中國雲南省一名24歲的男子李蕎明,在看守所被關押11日後突然死亡。當地公安的解釋是:李蕎明跟其他被關押的犯人在看守所天井玩「躲貓貓」遊戲時,被其他犯人推撞踢打,不小心撞牆導致頭顱嚴重損傷致死。由於解釋牽強到引起民憤,當局唯有調查。調查之後證實,該看守所的管理極之混亂,負責公安長期失職,以致看守所內經常有所謂的「獄霸」暴力欺凌其他犯人,李蕎明就在短短11日內被欺凌、毆打致死。為了掩蓋看守所混亂不堪的事實,有關人員就推出「躲貓貓」的解釋。從事件有機會水落石出,死得有個明白的角度來看,李蕎明都算是萬幸,但仍然不減當中的荒謬和不幸。

這一切的例子,都顯示在一個法治不健全的社會,擁有權力的一方為了自己的利益,要整治、甚至整死一個人有多容易。即使中央政府有心整肅,但落到地方的層面,涉案人士的待遇以至性命,始終是在地方官員和執法人員的手掌上。既然法律上以及系統上的漏洞那麼多,即使使橫手,只要能守得住官官相衛的網絡,在人事的矛盾和利益之間能做到連橫合縱, 擁有權力的一方為了穩住自己的利益,狠下心、殺殺人,亦在所不惜。畢竟在一個不合理的系統內,不要說是謀取利益,即使是埋沒良心的去力求自保,也是一件不得已的事。

而在一個充滿漏洞的系統內,除非有十足的把握,或者必需的理由,中央上頭一般都不會對地方作出太大動作。一來是要突破一個官官相衛的網絡,是一件非常不容易的事;二來是地方的勢力,往往牽扯著中央上級的利益分配和勢力分佈,處理不好分分鐘會引發更複雜的權力鬥爭,是一件非常頭痛的事;三來是中央要管治,一定要碼住地方。特別是政權的認受性在社會上有被質疑,更需要地方配合穩住局面。當地方對中央上級的干擾有反彈時,中央往往會投鼠忌器,這是一件非常現實的事。

這個講法絕不是要為涉及不公義事件的人開脫責任,只訴諸系統。一切牽涉不公義事件的人士,都必需要為自己的所作所為負上責任。要指出的是,制度系統本身是可以殺人的。即使個別事件被揚了出來,甚至被查明,在一個法治不健全的系統中,仍有千千萬萬的個別事件在公眾的視線外發生,仍有千千萬萬的人被侵害。要更撤底的去解決問題,無可避免的是要向建立一個健全法治系統的方向著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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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dnesday, July 11, 2012

 

少數的權利 大圍的傷害

聯邦政府宣布撥款2500萬元,在未來4年推動「全國打擊販賣人口的行動計劃」(National Action Plan to Combat Human Trafficking),內容包括加強執法、加強培訓第一線的執法警員、邊防人員及檢控官、為受害人提供援助、以及收緊法例等等。由於加拿大人口販賣的受害者大部分是遭受性剝削的女性,所以整個行動計劃的首要工作,是拯救落入販賣圈套的婦女及未成年少女。

販賣人口是一個嚴重的國際性問題。根據聯合國估計,全球有高達二千五百25,000,000人身陷非人口販賣市場。當中79%被性剝削,20%是兒童。這些人被賣至世界各地,受剝削的方式包括強迫苦工、性虐待,甚至是器官買賣。犯罪分子往往以幫派形式組成犯罪集團,估計每年在全球獲利高達320億美元。

即使在加拿大境內亦有本地人陷入人口販賣的圈套,在國內被販賣,甚至被賣到海外。自2005年起,加拿大成功檢控23宗販賣人口犯罪個案,救出56名受害者,當中26個是未成年人士,被控罪名成立的有42人。另外有59宗販賣人口案仍在審理,當中的147個受害人中,高達九成是加國公民。

聯邦政府的行動是一項有助打擊販賣人口的計劃,成功落實的話,是一項可以拯救人命的行動。不過要推行起來恐怕會有阻滯,特別是立法的部份,對脫衣舞俱樂部、按摩院和伴遊服務等所謂性服務行業,封殺聘請臨時外勞的大門的相關條例。有關法例的確有助遏止不法分子以合法工作為名,引入海外婦女進行性剝削。不過在加拿大卻有人有團體一直以保障從事所謂性服務行業的婦女安全,以及爭取婦女自由為名,要求政府放寬有關賣淫的條例。

例如於2010年尾,安省高等法院裁定加國的娼妓法違憲,指娼妓有權在街頭跟兜客,有自由在家中或妓院接客,甚至聘請保鑣和會計人員,而無需擔心面臨刑事制裁。法官指由於《刑事法》中關於經營妓院、靠賣淫收入為生,以及以賣淫作目的而有的交流等部分,有違婦女憲法權利,剝削她們表達的自由和個人安全的保障。當時聯邦司法部長倪可森已表示「高度關注」事件,決定對裁決提出上訴。

安省上訴法庭在今年三月作出裁決﹐雖然不同意反兜搭嫖客法例違憲,但就認同現行反妓院﹑賣淫收益維生法規違反憲法﹐威脅妓女安全。這項裁決當然受到支持放寬賣淫的人士歡迎,甚至有妓女公開指自己是自願賣淫,視之為職業。

這類論點其中一個很大的缺失,是忽視了大圍環境的傷害。就當在本地有個別人士樂於賣淫,並且敬業樂業,但肯定屬於極少數。更多不同的調查報告都顯示,很多身陷淫業的人是被逼被騙,過著不見天日的日子。再看放眼全球,實況更是令人慘不忍睹,被販賣的人在身、心、靈都受盡節磨,被人當作工具般看待。在虐待和毒品的操控下,受害人身心嚴重受創,到失去利益價值之後,就被人當垃圾般拋棄,前景暗淡,故人口販賣被稱為奴隸制度的現代版一點也不為過。

隨著全球化的趨勢,各國之間的出入境關卡減少,再加上經濟衰退,更多面臨經濟壓力的人容易把持不定,跌入不法之徒的圈套,被販賣到全世界不同地方出賣肉體 。若果加國真的為所謂性服務行業大門聘請外勞之門,國際犯罪集團會不會以「合法工作」做招徠,將更多第三世界國家的貧窮婦女誘騙到加國賣淫?在一些娼妓合法化的國家(如荷蘭),誘騙甚至拐賣外地婦女為娼妓的問題一直無解決過,甚至變本加厲。明知會使他人陷入危險,仍大開引發危險之門,此其中肯定有道德上的缺失。這真是尊重愛護女性的做法嗎?我們能因少數人的「權益」,將數以百萬計的人陷入更大的危險嗎?此其中真的沒有更好的處理方法嗎?

在加國的娼妓法違憲訴訟中,代表聯邦政府的律師已指出,賣淫活動不論是在室內或戶外進行,本質上都是危險,而將賣淫非刑事化,亦跟大部分加人的道德價值相違背。亦有學者擔心,有關裁決可能會刺激嫖客數目增加,人口販賣活動可能會跟著活躍起來。聯邦政府今次宣布推動的「全國打擊販賣人口的行動計劃」,大概是在加國的娼妓法被裁定違憲的背景下,力圖阻止大開人口販賣之門的嘗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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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dnesday, July 04, 2012

 

語言引爆點

香港新任行政長官梁振英七月一日宣誓就職,隨後全程以「普通話」發表就職演說,引起不少人議論。網上有人議論就不足為奇,但就連紐約時報記者都有留意到,並且認為是一個奇怪的選擇,進而指梁振英全程用普通話的理由,幾乎可肯定是,因為中國國家主席胡錦濤在場,結論就是梁振英是跪在胡錦濤面前「磕頭」(kowtow)。

比較一下之前的特首,梁振英的就職演說又真的是有點礙耳,事關歷任特首的就職演說都是廣東話和普通話並用。在2007年,同樣有胡錦濤在場,曾蔭權的就職演說卻是用廣東話。

不過想深一層,又不能過份怪責梁特首。的確,在回歸之前的香港,廣東話和英文是主流語言。但時移勢逆,過了15年的時間,隨著跟內地在各方面的交流頻繁,普通話在香港日趨普及。特區政府統計處今年二月公佈的人口普查報告顯示,普通話的普及程度已經超過英文,成為香港第二大語言。報告又指,截至2011年6月底,香港大約707萬人口中,46.5%聲稱能說普通話,比2001年上升了13.3%。並且有1.4%的人聲稱以普通話為最常用語言,高於2001年的0.9%。

這個現象亦反映在香港的職場上。有香港大型求職網站指,近半年有11%的招聘廣告中,要求應徵者必需識講普通語。以工種分類的話,要求應徵者必需識講普通語的招聘廣告中,銀行和金融業佔18.6%;政府及公共機構佔17.1%;物業及地產佔16.9%;健康及美容業也有超過14%。很明顯,加強對普通話的要求,是為要拓展內地業務,招攬更多生意。

語言其實是一複雜、涉多個意義層面的問題。首先語言是一種溝通工具。特別在今時今日的所謂地球村,能夠操多一種的語言,就好似手上有多一件工具,絕對是一項優勢。前一排有一個朋友,到本地一家主流的大機構應徵,出乎我朋友意料之外,三輪面試中,其中一次竟然全程用普通話。而在取得工作後,很快就要協助上司聘請新員工。上司原本已經心儀於其中一個應徵者,甚至向我朋友表示百分之九十九會聘請那個應徵者,但就在最後一日見最後一個應徵者之後變掛,原因只是最後一個應徵者會說普通話。所以奉勸各位會中文的,好好保持中文的表達和書寫能力,因為即使在本地求職,可能都會有好處。當然不只是中文,其他語言一樣。多一種,就多一個工具。

除了是溝通工具之外,語言更是一個世界觀的具體表達。例如中文字「禾」田字,是模仿禾穀成熟後向下垂頭的形態。「禾」字除了捕捉了禾穀成熟的形態之外,更有「君子不忘本」的意思,成長以後仍垂頭謙虛注視自己的根源,充份表現了中國人的人倫觀念。又或者在「禾」字右邊加個「火」字,成為個「秋」字。古人在收成之後,取去禾穀,剩下的禾稈用火燒,藉以滋養土地,故秋字象徵一種成熟的狀態。掌握一種語言,無形中是在體會著一種了解生活的角度。若能掌握多於一種差異極大的語言,就能有更闊的視野去看世界,更圓融的手法去解決問題。

可惜語言的不同,亦往往成為不同群體之間紛爭的引爆點。例如在香港,置身人頭湧湧的銅鑼灣,周圍都聽到普通話的聲音,有的人會聽見商機,有的人會聽見中港一家親,有人就會聽到大陸人進佔香港,為求搵錢向內地人獻媚,港人無掟企,進而內心產生憤憤不平的情緒。今年較早前,就曾發生過佐丹奴和 agnes b 等品牌的宣傳標示,因使用簡體字被指踐踏港人文化,遭到抗議。難怪甚至有人稱語言是一種權力的拉鋸。

所以從大體上講,梁振英全程以普通話發表就職演說,你不能說他錯,畢竟香港是中國一個城市,在這類會在全國廣播的大型場合上用普通話,可以說是一個合理的選擇。若果他是抱著曾蔭權的心態,做特首是打份工,家下在香港職場已有要求員工識普通話的趨勢,梁振英在老細面前大講普通話亦無可厚非。

錯就錯在他忽略香港形勢,和自己形象上的死穴。社會不少人仍然以拉鋸戰來看香港和內地的關係,語言是其中一大引爆點。再加上不少人都認定梁振英親中央,只用普通話就更深化「佢唔係企港人呢邊」的形象。這些形勢不看清楚,梁特首只會增加跟港人之間的距離,這對治港肯定不是一件好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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