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ursday, September 24, 2015

 

細看大選期票:超筍價每天15元托兒服務

在溫哥華,幼兒日托每月收費的中位數是1,215元,兒童日托是870元。本拿比的中位數分別是1,020元和755元。多倫多的中位數全國最高,分別是1,676元和998元。由於魁省實施全民托兒服務(Universal Childcare),滿地可、魁北克市,以至所有魁省城市都是一口價:152元。相比之下,魁省的超筍價全民托兒服務,真是令其他省份的家長羨慕到口水直流。

在現在的聯邦大選期間,聯邦新民主黨(NDP)所承諾,提供每天15元的優質托兒服務,對不少家長而言都非常吸引。不過,正如所有政黨所開的期票一樣,在細心的檢視下,政策的內容和運作詳情,也許不如選舉語言所描述得那麼完美。

以NDP的托兒服務承諾為例,首先要澄清的的是,這期票所說的不是所謂的「全民托兒服務」,而是開設100萬個每天15元的托兒服務名額。根據NDP黨領唐民凱(Tom Muclair)所給的數字,現在全國有50萬兒童有合規格的托兒服務,有80萬個沒有,加起來比起所承諾的100萬名額尚欠30萬,所以並非全民托兒服務。

另外,推行的時間也不是說如果NDP一當選馬上就有。根據NDP的時間表,是到2018﹣2019年度會有37萬個名額,到2013年才去到100萬。即是說,是要NDP連續獲選兩屆,而且沒有什麼岔子,才可望在8年後有100萬個名額。為什麼是要沒有什麼岔子才有?因為在一次在溫哥華的競選活動中,在記者的追問下,唐民凱說了一句:100萬是個目標。

還有一個複雜的因素,就是托兒服務其實不是聯邦的管轄範圍,而是屬省政府的範圍。也就是說,如果真的要推行的話,聯邦政府要跟各省政府交涉,再由省府自己決定具體的實行方式。所以嚴格來說,NDP所承諾的不是具體的托兒服務計劃,而是托兒服務撥款,具體執行方式,由各省府自行決定。

瞭解過100萬個每天15元的托兒服務名額的詳情後,發現這撥款計劃也許不如想像中完滿。
首先,撥款計劃可能存在不公平的地方。
在實行時,其中一個方法,是把現有的合規格托兒服務一律降至每天收費15元,差額由政府直接補助給托兒中心。不過,其中可能有些托兒中心內的設施和服務應有盡有、而且用料上乘,跟一些只能提供最基本服務的托兒中心一樣,收費15元。費用劃一,但服務水平可以很參次。這就是為什麼有批評說這種「一刀切」收費,有利富裕家庭、對低收入家庭不公平的原因。

第二個大問題是政府支出。魁省的超筍價托兒服務,單從支取服務的家長而言,當然是價廉物美,不過從納稅人的角度看,可能又有所保留。在1997﹣1998年度,魁省實施全民托兒服務的首年,省府的開支是3億元,到現在一年的開支暴漲至約26億元,平均每一個托兒服務名額,納稅人須補助5,958元。

按聯邦NDP自己的計算,到2023年度,開設100萬個每天15元的托兒服務名額,政府支出為50億。如果單是魁省一個省就已是26億元一年(到2023年大概不只這數字),要維持全國100萬個名額的年支出會是多少?
省府也會出點力吧?那就牽涉到兩級政府的政治角力。而不論如何分攤,給錢的,一定又是納稅人。

所以比較下,聯邦保守黨和聯邦自由黨直接把錢交給家長的做法,似乎較為可取,因為不涉及兩級政府的角力、也不直接牽涉機制,政府在支出上有較少的複雜性和較大的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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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dnesday, September 16, 2015

 

政治是要給人希望

*本文寫2012年5月。有感於當中的信息,是今天的選民所冀望的,所以重貼一次。

上星期有機會參加一個工作坊,講員是前聯邦改革黨(Reform Party of Canada)黨領曼寧(Preston Manning)。在上世紀80年代開始,在加西一些不滿當時聯邦政壇現象的關注團體開始結合,於1986年結盟為加拿大改革協會(Reform Association of Canada),到1987年更改組為加拿大改革黨,直接參予聯邦政壇,並選出曼寧為黨領。

在1988年的聯邦大選中,改革黨全軍盡墨,一席都無。到1989年在亞省一選區補選中獲得一席。不過經過幾年的努力經營,再加上當時的百年老店進步保守黨(Progressive Conservative Party of Canada)形勢大壞,在1993年的聯邦大選中,進步保守黨慘敗,改革黨則一下子取得52席,自此在聯邦政壇站穩陣腳。目前的執政聯邦加拿大保守黨的前身,就正是改革黨。由成立到執政不過20多年的時間,都算是一個不錯的成績。而作為創黨人的曼寧,不論你對他的評價如何,他在加拿大政壇歷史上肯定佔一席位。

聽過曼寧的演說後,回家就重溫其回憶錄 Think Big – My Adventures in Life and Democracy。回憶錄中有不少有助研究改革黨歷史的資料,或者一些對政壇所謂內幕者的看法,甚至對一些政治人物的評價。例如對現任總理哈珀,曼寧在書中的評價有讚有彈。「正面的印象是:他有非常出色的策略頭腦,對公共政策有清晰的掌握,有良好英語和法語的溝通能力。 負面的方面:對草根缺乏信任,早年有不合群的傾向,傾向收埋自己。不過如果肯承認和得著其他人的互補,這些弱點是可以處理的。」曼寧對哈珀的評價,似乎跟大眾對他的認識亦很吻合。

在回憶錄中有不少寶貴的資料和角度,不過令我最有感受的是一開始說到有關他的童年。曼寧的爸爸 Ernest Manning,在亞省省議會議政達33年之久,其中25年是位處省長。不過 Ernest Manning 並不是一開始就有心從政的。Ernest Manning 是一位虔誠的基督徒,原本打算做一個傳道人,只是在他二十來歲時,經歷上世紀30年代的經濟大蕭條,體會到飢餓、貧窮、經濟崩潰、自殺、絕望籠罩著人的生活,為著回應人的需要和尋求社會公義,Ernest Manning 和妻子開始對歷史、政治、民主政制、經濟及社會改革產生興趣,並且跟一些志同道合的人尋求帶領社會走出困局的方法。除了即時幫助有需要的人,後來更成立亞省社信黨。Ernest Manning 於1935年當選省議員。1943年,即曼寧一歲時出任亞省省長,連續七度獲選連任,直至1968年退休。 

因為爸爸的緣故,曼寧自少有機會近距離認識政治,其父對他的政治生命有深刻的影響。曼寧在回憶錄中說:「如果說人是自己的根和環境的產物,我的根和環境包括基督信仰、加西政治、一個緊密的家庭,以及一個家庭擁有的農場。而我的爸爸就是維繫這一切的中心。」

不過其父對他的影響,似乎不在於在從政方面實際的扶助,而是讓他了解到何謂政治,以及作為一個政治家的根本。根據曼寧的觀察,其父的政治理念,主要是來自基督信仰和經濟大蕭條的經歷。其實要做一個成功的政治家,一定要有堅實的信念,再配合現實處境的歷煉。在信念和歷煉中續漸整理出對人、對社會全面的深度的關懷,以及培養出將理念轉化為政策的能耐。 

相比起一個只求賺取個人生計、名利的政客,政治家要付出的精神和心力多出很多。一個政客可以日日將民意掛在嘴邊,將政治視作炒作民調的的遊戲。近排好像有什麼能討好選民的,就馬上追捧,無需考慮有關政策的長遠影響,以及對社會帶來的後遺症,有票便是娘。這種政客無需堅持什麼深刻的信念,整理什麼長遠的施政策略,只要識選舉就可以了。

但一個政治家就不會甘於只是當選,更期望帶領社會,帶領國家走出有前景的未來,把握每一個機會去學習施政。正如曼寧在回憶錄中指,在經濟大蕭條和及後亞省石油事業在1947年起飛,其父在不用社會處境中都本於其信念有不同學習,「在經濟大蕭條中學會掙扎求存的經濟之道,體會到人活著不能沒有麵包。到石油業起飛,經濟大旺期間,他學會了推動發展型經濟。但是他的信仰讓他明白到,人活著不是單靠麵包或石油。」 

曼寧的回憶錄其中一段最令我感動的,是「在艱難的時候,身為民主政制中的政治人物有一個最重要的責任,就是給予人希望。」我相信這種給予人希望的政治人物不會是完美的,但卻是作為小市民所期望在國會中議事的人。期盼在加國政壇中有更多這樣的政治人物,而市民亦有雪亮的眼睛去選出這樣的人施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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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turday, September 12, 2015

 

這樣,我們看不到未來

政黨政治的精神,在於不同黨互相監察,讓社會上不同意見透過政黨互相啄磨,激盪出對市民整體有利的政策。因此在實際運作上,政黨間總是口誅筆伐、互暴他短、力揭對手的政策漏洞。過程中,市民可以看清各黨的優劣利弊。
所以在選舉期間,我對所謂的「選舉語言」,並不抗拒。
但是,我對一些泛政治化的語言邏輯,感到納悶。 

經濟是今屆聯邦大選的主要議題,因此9月1日出爐的經濟數據,特別受到關注。根據加拿大統計局的公布,今年第二季國內生產總值(GDP)下跌0.5%,加上首季GDP下跌0.8%,連續兩季出現下跌,從技術層面而言,加國陷入經濟衰退。 

報告一出,大選氣氛就熾熱了!各主要反對黨馬上跳出來,力竭声嘶地警告選民目前的國家經濟有多不堪,不堪的原因只有一個:執政保守黨的經濟政策失敗;而解決當前國家經濟的方法也只有一個:選我! 

為什麼沒有一個政客願意運用他們爐火純青的表達技巧去幫助選民明白一下,除了0.5%和0.8%兩個數字外,一大堆的經濟數據還說了什麼?為什麼沒有一個政客願意運用他們嚴謹細密的分析能力,讓選民瞭解一下GDP連續兩季出現下跌的原因?為什麼沒有一個政客願意指出消費者消費指數上升了2.3%、失業率持守在6.8%等透露經濟底氣的數據,好安慰一下小市民受驚的心?為什麼沒有一個消息靈通的政客願意指出,其實6月份已錄得0.5%增長、技術性經濟衰退已經結束的好消息,讓小市民高興一下? 

為什麼政客總是要把選民看扁,認定只能靠嚇去引導選民作出正確決定?
為什麼政客總是那麼沒有自信,不能靠清楚地陳明自己的經濟政策和具體實踐方法,去說明自己優於別人?
為什麼政客的自我形象總是那麼的低,只能靠力指對手都是無能的白癡,去引證自己是領導國家的上上之選?
為什麼政客總是不明白,長期在負面語言的洗腦下,或許真的能成功地製造國難當前的感覺,卻產生不了積極參與社會的情懷?
為什麼政客總是不察覺,小市民在大選過程中,不是要看八卦,而是想看出個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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